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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輩風范
潘小松
國內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前輩學者大都認為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以及他主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光榮與夢想》等對一代知識分子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外，董先生之不同
于職業翻譯家，正在于他經常用文化隨筆的形式向讀者展示一個美國語境萬花筒。
董樂山(1924－1999)去世后，我曾經為《生活時報》寫過一篇紀念文字，書桌上擺著董夫人送的先生未及分發的仍然散著油墨香的譯作《冠軍的早餐》。后來先生生前所在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開過一個追思會，會上國內從事美國問題研究的前輩學者大都認為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以及他主譯的《第三帝國的興亡》、《光榮與夢想》等對一代知識分子有著深遠的影響。再后來看見過一些回憶文章，印象較深的倒是翻譯圈子外的林賢治先生寫的那篇《只有董樂山一人》。文章是這樣開頭的——“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燒一般地想念起一個人。大半年過后，心里還燃著余焰，偶而遇到關于思想文化一類問題，還會凜凜然地升騰起來。”雖然這段話沒有一個字涉及董先生翻譯工作的意義，一個思想文化領域“普羅米修斯盜火”的形象卻躍然紙上。我因此認為林賢治先生是深得董譯三昧的。林先生接著提及《中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兩部小說的主題的相關性，使我確信，它們對于譯者來說定然出于某種選擇，而不是意外的巧合。”選擇翻譯的文本有明確的用意恰恰是董譯不同于其他翻譯的地方：“當聯想起歷史性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也是由這位譯者領銜翻譯時，不覺大為震驚，因為他的目標實在太明確了。”
說實話，我至今認為文學翻譯并不是董先生的強項，他的譯作的文學意義很少被人論及。我想，這與他后半生的職業有關。董先生是以劇評和小說步入文壇的，沒有成為文學家或文學批評家在他一定是一種遺憾。晚年他曾經親口對我講對文學的興趣越發淡了，我自己四十甫過，已經在體驗這種興趣的淡了。我們少了一個純粹的文學翻譯家，卻多了一個思想文化領域“偷運軍火”的人：“這位譯者，不正是沿著在前頭撲倒的精神戰士的道路，繼續摸索著行進的嗎？于是，在寒風呼嘯的夜晚，我仿佛看到有一個人，擎著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藥艱難地運抵古堡……”林賢治先生提到的另一部董譯《古典學》我沒有見到，另兩本書《西方人文主義傳統》和《蘇格拉底的審判》也曾經是我自己的啟蒙讀物。我們從事西方文化研究的人更應當承認翻譯家們在西學啟蒙方面的貢獻。評價董樂山先生的翻譯研究工作，似乎更適合從這個角度著眼。我是新時期他出的第一個隨筆集《譯余廢墨》貪婪的讀者，也是后來收入“書趣文叢”的《邊緣人語》的認同者。董先生之不同于職業翻譯家，正在于他經常用文化隨筆的形式向讀者展示一個美國語境萬花筒。他的《美國社會知識辭典》我記得初版是冠以“小”字的，新版英文標題仍保留著“TRIVIA”字眼，其開山作的地位仍然不容否認。這是董樂山先生對翻譯工作的另一個貢獻。
林先生用“傷殘與傲兀”這樣的字眼來形容董樂山這棵翻譯叢林里的大樹，我以為是知己知音之言。這種印象是建立在了解翻譯家的生平的基礎上的。董先生從“左翼文學青年”到“右派分子”除時代使然的因素外，與他鮮明的個性也有著直接的關系。他是位心氣始終不平的知識分子，對問題有看法是憋不住的，文章不便于寫的，他借譯作充分予以表達了。我想，他的譯作傾向性之所以這么明顯、影響之所以這樣深遠，就是因為他對于世界有自己的認識，對社會政治思潮有自己的立場。這大概是作為翻譯家人們至今仍然懷念他的主因。李景端先生曾經動員董先生重新翻譯中文本《圣經》，他以年邁為由推辭了：“假如我還是50歲的人，可以考慮。”這是董先生親口對我講過的事情。我想，這也可以看做他對翻譯工作的態度。他是深知《圣經》翻譯史復雜情況的人，知道翻譯這樣的書不是說說就可以動手的。在我認識的翻譯家里，董先生是能摳字眼的人，也是對美語漢譯貢獻杰出的人。他的英語知識是同行佩服羨慕的。我至今懷念他，還有一個小小的原因：我所在的美國社會文化研究室底子是他和施咸榮、梅紹武先生打下的。董樂山還是我們研究生院美國系第一任系主任。單憑這一點因緣，就值得我輩紀念了。
◎潘小松，翻譯家。現居北京。譯著有本雅明《莫斯科日記·柏林紀事》、亨利·米勒《宇宙哲學的眼光》等。
本版插圖：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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