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成為宏觀調控的整治對象后，2005年，重化工業的日子更不好過。

    1月開始的環保風暴首先拿重化工業的命脈－－電力來祭旗，日前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傳遞來國際性的限制廢氣排放的壓力。雖然2008年至2012年第一承諾期內，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并不承擔溫室氣體減限排義務。壓力對中國還不直接。 但地球人都能看出來，對高能耗、高污染的重化工業而言，環保的緊箍咒已經套上，而且肯定會越來越緊。

    環保壓力的背后，隱含的是舊經濟增長方式的困境。

    中國經濟要從外延擴張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向內部挖潛改造、提升科技含量的效益型增長方式轉變。遺憾的是，這一提法在書面上已經“轉變”了好幾年，但在事實上卻是舉步維艱。

    2003年我國經濟開始新一輪快速增長，領軍的是鋼鐵、化工、重型機械等重化工業領域的大規模投資。當年鋼鐵投資增長幅度高達130％，汽車投資增幅也超過了70％。2004年我國ＧＤＰ增長9.1％，工業占64％。其中，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重工業增長18.6％，大大超過了輕工業14.6％的增長速度，可以說，中國進入了新的重化工業主導的發展階段。

    這一發展階段的一個顯著特征是高能耗。2003年中國的ＧＤＰ增長占世界3％，卻消耗了占世界40％的原煤；中國的電解鋁生產成本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20％～30％；而二氧化硫排放量則高居世界榜首。

    與此輪經濟增長相伴生的問題同樣醒目。煤、電、油、運全面緊張，資源瓶頸日益突出，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局部經濟過熱抬頭。中央政府不得不再次出手抑制過熱。

    工業重型化是不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階段？學界為此展開過激烈的爭論。

    一種觀點認為，工業發展必須經歷輕工業、重工業、知識工業這幾個階段。韓國、日本走完重工業階段花了20至40年。當前中國要趕上日本至少需要20年，趕上美國大概需要40年，中間必須要有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重化工業的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但要靠工業化將中國帶入發達國家行列，技術革命不可或缺。

    另一種觀點認為，考慮中國先天的資源稟賦，工業重型化這條舊型工業化道路是沒有前途的。如果能源消耗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到2010年，我國45種主要礦產資源只有11種能依靠國內保障供應，2020年，這一數字將減少到9種；而煤炭、石油、鐵礦石、氧化鋁等關系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資源更將長期短缺。為此必須堅決扭轉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的現狀，“逐步構建節約型的產業結構和消費結構，走出一條具有中國特色的節約型發展道路”。

    兩種觀點選擇路徑不同，但核心都充滿對技術革命的期待。

    如今技術革命未見端倪，環境革命卻不期而至。

    世界自然基金會Ｍｏｒｇａｎ先生斷言：“京都議定書的生效，標志著一個新的市場革命的產生－－促成了全球碳市場的產生。”以往，世人只知道排放溫室氣體的地球容量是有限的，今后，排放溫室氣體的行為將是有價的。二氧化碳減排額將成為一種商品在全球流通。多付錢才能多排。

    這場革命暫時革不到中國頭上，但革命的精神卻已傳遍全球。中國目前的重化工業，基本都是碳密集行業。是當前資本回報率極高的一大原因，就是環境代價沒有完全計入。

    一旦計入環境成本，會對當前中國重化工業產生多少量化的影響？要進行這種測算基本是個不可能的任務。因為不同的立場，會導致不同的測算方法。環境生態學專家、中國工程院院士金鑒明就曾放言：“如果去除環境補償成本，我國ＧＤＰ的增長很可能是一個負數。”相信這一算法，重化工業的投資方都很難認同。

    定性地講，環境保護和治理無疑將成為重化工業的強外部制約因素。強度大小，取決于管理層的執行力度。考慮到當前的國內外形勢，這一約束因素只會越來越強。繼火電廠為治污支付成本后，相信一批高污染重化企業都在忐忑不安中重新估算投入產出比。

    環保新變數的加入，加大了工業重型化的困境。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過程走的是“先污染后治理”之路。按照中國的資源狀況，重走這條路的空間原本就不夠。現在，環保緊箍咒念的是“邊污染邊治理”。盡管與過去相比，已是一種進步。但重化工業要突破能源消費總量不足和能源利用效率不高的內生制約，還得寄希望于技術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