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的統計數據看,中國當前的經濟狀況的確不錯。增長迅速,通脹不高,國際收支盈余,就業也有改善。就是一些具體方面,如消費增長、進出口貿易、財政稅收等,可圈可點之處也很多。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很大,世界各國都看好中國,國人也充滿了一種樂觀的情緒。

    然而,中國經濟中也存在著一些令人擔憂的問題,主要是經濟運 行的內外失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實體經濟和符號經濟、實物運動和貨幣運動的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

    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局面的形成始于亞洲金融危機。當時,為了應對突發事件,穩定世界經濟和促進亞洲經濟復蘇,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進而實施了盯住美元的匯率政策,一直延續至今。從此以后,中國的經濟運行及其調節就一步一步地與外部世界特別是美國經濟緊緊地拴在一起,從而形成了這種狀態。

    從實體經濟來看,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目前,中國的經濟規模約占世界的4%,但消耗了全世界7%的石油、20%的鋼鐵、50%的水泥。中國又是一個資源相對短缺的國家,特別是能源和基礎原材料更為緊缺。于是,我們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大量能源和原材料。僅以石油為例,自1993年從石油凈出口國變成凈進口國以后,中國的進出口雖有波動,但基本走勢是出口不斷減少,進口不斷增加,因而凈進口基本上是逐年增加的,2000年超過了5000萬噸,2004年超過了1億噸,對外依存度已經達到了40%。到2003年,我國石油進口量超過了日本,居世界第二位。進口的能源原材料通過國內的生產環節加工制成產品,完成其生產循環。另一方面,由于產能和產品增長很快,國內市場又容納不下和消化不了,我們生產的產品又不得不大量出口,在世界市場上完成"驚險的一跳",實現從商品到貨幣的轉化。近幾年,我國的出口額以年平均3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4年,我國對外貿易的依存度已經超過了70%,出口的依存度達到了36.9%。至于像紡織服裝、鞋帽玩具等的出口更是占據了世界市場的一個很大份額。因此,在實體經濟層面,中國的投入和產出、生產循環和商品循環都是通過國際市場完成的,于是也就產生了對國際市場的雙向依賴。

    從貨幣經濟來看,同樣存在著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一方面,由于大量出口和大量引進外資,再加上熱錢流入,基本上都變成了央行的外匯占款和外匯儲備,從而形成了國內基礎貨幣的大量投放。為了回籠流通中由此而來的過多的貨幣,央行不得不通過公開市場操作,不斷地大量發行央行票據,這就形成國內的貨幣流通和貨幣循環。另一方面,增加了的外匯儲備無法有效使用,于是不得不用其購買美國國債,或者將其存放在外國銀行,外國政府和外國企業再將其拿來投資中國,形成了資金和貨幣的國外循環。可見,在貨幣層面又形成了對國外市場的雙向依賴,以至貨幣政策喪失了獨立性,與匯率完全捆在一起；利率調整取決于美國利率的升降高低,為我們的調整留出空間。公開市場的長期單邊操作,也正是這種雙向循環的一個環節和雙向依賴的充分體現。

    由于實物層面和貨幣層面的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形成了"中國造商品,美國發貨幣"的格局。中國經濟增長雖快,但沒有出現通貨膨脹,美國貨幣發得很多,也沒有通貨膨脹之虞。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逆差雖然屢創新高,2004年合計超過了1萬億美元,占美國GDP的比例達10%以上,但美國經濟卻安然無恙,關鍵之一就在于我國經濟運行的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只要中國和亞洲國家的出口不斷增長,外匯儲備不斷增加,美國的雙赤字就能維持。難怪在世界"言必稱中國"的現象中,出現了各種各樣截然相反而又根源相同的論調:一方面,美國工會揚言,中國產品傾銷美國,中國人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另一方面,美國人又拍手稱快,中國人幫了美國的大忙,因為中國的外匯資金流入美國,緩解了雙赤字的壓力。

    由此出發,我們對很多問題就不能簡單看待,要做全面分析。比如,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增長很快,近幾年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這一方面對中國的經濟增長作出了很大貢獻,另一方面,"帶來的結果是核心技術缺乏癥"(商務部對外經濟研究院跨國公司研究中心:《2005跨國公司在中國報告》)。不僅如此,由于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的存在和作用,外商直接投資一方面占用了國內的資源,加劇了能源緊張,增大了環境壓力；另一方面又增加了中國的出口,帶來了大量美元,進一步加劇了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由此可見,對于中國當前的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外資的大量流入和出口的高速增長,不見得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對此,切不可盲目樂觀。

    面對目前雙赤字和雙循環的格局,美國有關當局采取的是加息、減稅和匯率貶值等三項政策組合。加息是為了吸引資本流入,減少投資波動和美元波動；減稅有利于緩解加息帶來的市場波動；匯率貶值可以直接減少對外負債。三項政策組合有利于繼續維持目前雙赤字的局面。反過來,再看看我們的選擇,在保持匯率穩定的前提下,面對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所潛藏的巨大風險,除了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以外,我們也許走進了死胡同,幾乎沒有可用的政策手段。即使在財政上可以推出統一內外資企業所得稅的政策,也因有關部門借口影響引進外資和出口增長加以反對,而進退維谷,舉棋不定。

    看來,是到了調整體制和政策包括匯率體制和匯率政策,改變雙向循環和雙向依賴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