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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時評
政府在調整產業政策的過程中，如果出現偏差，后果誰來承擔？
日前，中國醫藥企業競爭力研究課題組分赴四川、貴州、云南、內蒙古等10多個省區，對近百家中小醫藥企業實地考察和專題調研。其結果表明，相當多的制藥工業生產企業進行GMP改造后，落下了后遺癥，出現不同程度的規模擴大，效益下降的情況。
國家藥監局推行GMP認證的目的，是將部分不符合標準的醫藥企業淘汰出局，但在實施過程中卻給絕大部分企業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壓力。
資金、政策向來是壓力的兩端。
進行GMP認證要付出高昂的費
用，改造完成后，一般企業GMP認證所花費的資金高達2000萬元，這對中小企業來說，不堪重負�！�
而同時，企業把大量的資金用在廠房、設備等硬件建設方面，而本該用于研發新品種、進行臨床試驗的資金卻捉襟見肘。
GMP淘汰了企業數量但卻增加了成倍的產能。對中小企業來說，產能增加反而等于閑置。它們希望通過委托加工的形式，讓閑置的設備運轉起來，但由于藥品委托加工政策沒有放開，相關政策未出臺，此路難行。
同時，由于允許通過了GMP認證的企業提高30％的價格，藥價也一漲再漲，以至于國家發改委和衛生部不得不發文聯手控制藥品價格上漲。
更值得關注的是，沒有通過GMP認證的企業絕大部分是民企，且是中小型企業。它們有幾個疑問至今還未得到回答——
其一、GMP認證以規定最后期限的方式強行淘汰企業，而獲得生產國藥“準”字號藥品和有產品合格許可證的企業，未通過GMP認證也需被淘汰，這是不是對合法財產的侵犯？
其二、國家鼓勵私人投資，但GMP認證導致的這些民營企業遭受的投資損失，應該如何界定？
其三、國家有權強制推行某種行業標準，但對于因此受損的合法企業，國家是否應予以補償？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GMP認證是必要的；而相關配套政策和補償機制也是必要的。
在多元化投資體制下，產業政策的制定必須考慮對投資環境的影響，對產業結構的引導，要使政府的權力和政策的制定與企業的需求保持一致。未通過GMP認證的1340家企業已全部停產，它們將如何收場？
據說，湖南省經貿委將于近期舉辦大型招商活動，試圖以此吸引以國際藥企為主的外來資金兼并或收購這些“散架”的國內企業。其他的有關政府部門，是否也應該為“GMP后遺癥”的解決出一點力？
本報經濟評論員 李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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