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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新修訂的《對外貿易法》于2004年7月1日開始施行，它確立了新時期我國對外貿易改革發展的基本法律框架。其中一個重要的成果就是正式建立了對外貿易調查制度，進一步完善了貿易救濟制度，將對依法合理有效地保護國內產業和市場，實現公平有序競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起到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制度建設，是應對國際貿易摩擦及維護國內產業安全的
需要
（一）進一步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制度建設，是應對國際貿易領域嚴峻形勢的需要
當今經濟全球化趨勢迅猛發展，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貿易摩擦日益加劇。許多國家和地區為了保護本國產業和本地市場，不斷強化本國貿易救濟措施，靈活運用世貿規則，加大保護力度，體現為安全標準、質量標準、環境標準等技術貿易壁壘以及衛生、防疫、市場秩序等其他非關稅壁壘措施的大量頻繁使用，特別是WTO所認可的貿易救濟措施——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更加成為各國理想的貿易保護手段，以反傾銷措施為主流的貿易救濟措施，在世界經濟舞臺上越演越烈。1995年至2003年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共發起2416起反傾銷調查，其中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是：印度379起；美國329起；歐盟274起；阿根廷180起；南非166起；澳大利亞163起；加拿大122起；巴西109起；墨西哥73起；中國72起(按WTO統計口徑)。前十位的國家和地區發起的反傾銷案件數占總數的77％。
我國近些年來成為貿易摩擦和糾紛的“重災區”。據世貿組織統計，1995年至2004年，我國是遭受他國反傾銷最多的國家，共遭受反傾銷365起。2004年，國外對我國出口產品共提起55起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涉案金額12億美元。其中，反傾銷案件41起，反補貼案件3起，保障措施案件10起，特保案件1起。另外，一些國家利用我國加入世貿法律文件中有關“特保”、“非市場經濟地位”、“過渡期審議機制”和“紡織品限制措施”等不利條款，以及形形色色的技術壁壘制約我國擴大出口，對我國經濟和產業安全造成了多方面的消極影響。
同時，一些國家和地區還在不斷尋求新的措施，國際貿易中一些新的道德標準、社會責任、勞工標準也被越來越多地采用。
（二）進一步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是維護我國產業安全的需要
在我國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領域，自1997年我國發起第一起反傾銷案（新聞紙）以來，截至目前，我國反傾銷立案共計34起，涉案總金額約64億美元；保障措施立案1起，涉案總金額約40億美元；目前尚沒有反補貼案件。在34起反傾銷案件中，目前已公告終裁并采取征收反傾銷稅措施的20起，無損害裁定2起，申請人撤訴1起，還有11起在調查中。案件主要涉及化工、鋼鐵、輕工、紡織等行業，其中涉及化工產品的案件26起。被訴國家和地區包括韓國、日本、美國、東歐盟、中國臺灣等22個，其中韓國涉案數量最多，共24起。從這些貿易救濟措施運用的效果來看，對依法維護國內產業安全，保證國民經濟正常運行和健康發展確實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一是使受損害產業得以較快恢復發展，產品價格回升、生產經營狀況好轉；二是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三是對增加就業和保持社會穩定產生了積極作用；四是使部分幼稚產業和高技術產業得到發展的機會和空間。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看到，我國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和實施還剛剛起步，法律法規，體制及實踐經驗等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很大差距，貿易救濟措施在維護公平貿易和產業安全中還沒有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運用國際通行規則應對貿易摩擦和解決爭端的水平和能力需要進一步提高。
新修訂的《外貿法》對加強與完善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法律基礎。第一，新外貿法增加了“對外貿易調查”一章。第二，新外貿法還對對外貿易救濟、指定經營、限制和禁止進出口等制度進行了完善。第三，新外貿法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中國貿易救濟措施的法律體系。
二、積極運用貿易救濟措施，妥善解決國際貿易爭端的幾點思考
（一）運用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維護國內產業利益
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等貿易救濟措施是世貿組織所允許的維護公平競爭、保護國內產業的重要手段，為越來越多的國家所頻繁采用，在國際貿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最初使用這些措施的國家只有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少數發達國家，現在，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的更多國家已經有了相關國內立法，并且在實踐中大量采用這一手段。“善于運用國際通行規則發展和保護自己，”首要的是學會運用貿易救濟規則。2004年我國進出口總額預計將達到13500億美元，其中進口6700億美元,出口6800億美元。隨著我國對外貿易規模的日益擴大，客觀上必然存在著貿易摩擦增多的趨勢，與世界貿易大國之間更是如此。因此，我們應當以平常心來看待貿易摩擦，通過對世貿組織規則靈活與高超的運用，在貿易摩擦和貿易戰中力求主動，從而維護公平的貿易秩序，最大限度地保護我國產業利益。
（二）積極應對國外對我國的貿易保護措施
中國對外貿易持續高速增長已引起各國的密切關注。近年來我國與國際貿易伙伴之間摩擦增多，爭端加劇，成為國外貿易保護措施針對的焦點。入世后隨著我國對外貿易的高速增長，我國已進入貿易摩擦多發期。面對這種形勢，我們應該進一步積極研究對策：一是要加強國際磋商，減少貿易摩擦。胡錦濤總書記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指出，要“加強同主要貿易伙伴的互信和磋商，減少貿易摩擦”。加強互信互諒，實現互利共贏，是減少貿易摩擦的重要途徑。加強同主要貿易伙伴的交流與磋商，預防和化解貿易爭端和糾紛。二是建立健全處理國際貿易摩擦機制，提高應對能力。我們要積極整合資源，充分發揮政府、協會、商會和企業的力量，形成合力，統一對外；要積極利用多邊和雙邊協商和談判機制，內外統籌，搞好應對。三是妥善處理貿易摩擦，維護出口環境。我們要積極就國外不公正、不合理、歧視性貿易政策及做法展開交涉，充分發揮政府談判職能；要做好企業應對國外貿易救濟措施及貿易壁壘的指導和協調工作，發揮政府服務功能。“非市場經濟”和“特保”等不利條款及反補貼調查將是今后幾年我國應對貿易摩擦的重點。對此，我們要積極部署，高度重視，做好應對。
（三）充分運用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貿易摩擦
爭端解決機制在解決世貿組織成員間的貿易爭端、調整各國的經貿關系，促進多邊貿易的自由化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爭端解決機制也為締約方在條約中規定的權利義務提供了保障，促使WTO協定能夠得以貫徹執行。爭端解決機制使成員方在發生爭議時，多了一條穩定、可預見的解決途徑。根據WTO《2004年國際貿易環境發展報告》，從1995年1月1日到2004年1月31日，爭端解決機構共收到306個案件的爭端解決申請，其中，有155個爭端成立了125個專家組，截至到2004年1月底，有81個案件散發了專家組報告。利用爭端解決機制最多的國家是美國，它是76個案件的起訴方和81個案件的應訴方，而歐盟及其成員國則是63個案件的起訴方和61個案件的應訴方。發展中國家利用爭端解決機制最多的是巴西，共34個，是22個案件的起訴方和12個案件的應訴方；印度是31個，其中15個作為起訴方、16個作為應訴方。相對而言，即使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爭端解決機制利用也是非常不夠的。
在美國“201”鋼鐵保障措施案中，我國與歐盟、韓國、日本等成員方作為起訴方將美國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迄今為止，這是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中第一案。而美國就我國集成電路增值稅退稅政策提出了磋商請求，我國首次成為被告。客觀上，對于作為貿易大國的中國來說，運用世貿組織允許的法律手段解決爭議，與其他國家建立良好的貿易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對中國來說，爭端解決機制也使中國在與其他成員方發生爭議時，多了一條穩定、可預見的解決途徑。因此，我國政府相關機構要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研究探索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和途徑，積極運用爭端解決機制來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從而促進國民經濟良性、持續的發展。
實踐中，越來越多成員方開始依賴爭端解決機制解決爭端。相對而言，即使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爭端解決機制的利用也是非常不夠的。為此，我國政府相關機構要認真總結經驗，進一步研究探索運用爭端解決機制解決貿易摩擦的方法和藝術，積極運用爭端解決機制維護我國的合法權益，從而促進國民經濟良性、持續的發展。
（四）加強貿易救濟措施的制度建設，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我國對外國產品采取貿易救濟措施，是在我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之后，按照世貿規則采取的一項重大措施，充分體現了我國政府按規則辦事，依法行政的良好形象，也體現了作為世界貿易大國和世貿成員的形象，證明我國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像那些歐、美等老資格世貿成員一樣，充分運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賦予我們的權利，維護自身利益。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在我國經濟運行中產生的影響和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運用世貿規則本身對政府相關部門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標準和要求。世貿組織的規則對各成員方的政府行為具有一定強制性的約束作用。在貿易保障措施的具體實施中，要求外貿主管部門的每一項工作都必須依法進行，與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相一致。隨著新修訂的《外貿法》的實施及其配套法規的相繼出臺，我們應當認真學習，總結經驗，進一步加強貿易救濟措施相關法律制度建設，全面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
（編發：范嵬 信息來源：國際商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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