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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2月2日電最新一期《瞭望》周刊載文指出，中國經濟在未來10年將進入一個新的高風險時期，之所以這樣判斷，一方面是因為加入WTO之后的中國，已經更深地融入世界產業結構調整的過程，而世界經濟的復雜性在增加；另一方面是我們目前并沒有形成有效調控經濟的體系，宏觀調控還較多地依賴于我們在封閉經濟體系中習慣使用的行政手段。
文章指出，風險加大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出現經濟危機，但發生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卻不
可避免地要加大。從宏觀上說，其因素主要有三：
首先，中國經濟改革多年來的矛盾累積很大，大量深層次的問題都亟待解決。目前我國地區發展嚴重不均衡，農民收入增加緩慢，農村消費市場遲遲無法啟動，難以通過消費拉動經濟；產業結構嚴重不合理，亟待調整；國有企業改革也進入到涉及經濟結構轉換、所有制結構轉變、四十多年來國企的歷史債務、3000萬老工人的基本生活保障等最核心、最困難的部分；金融體系的不良資產增幅雖出現下降趨勢，但規模仍然較大，等等，上述問題，出于經濟安全的考慮，均需妥善解決。
其次，中國的經濟正從封閉狀態走向全面的開放，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因素大量增加。在封閉經濟情況下，經濟安全主要是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的問題，并且，只要國內形勢穩定，一般就不會出比較大的問題。但是，隨著中國入世過渡期的結束，更多的外資“引進來“，更多的中國企業“走出去”，這將對我國的金融安全、產業安全、戰略資源安全等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而我國目前在上述相關方面的風險應對機制并不完善，因此在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的國家經濟安全就面臨著更多的挑戰。
第三，我們還沒有建立起較為完善的應對經濟危機的機制和手段。在封閉經濟狀態中，對于外部國際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我們政府以往比較多地采用了以行政干預手段屏蔽各種風險的做法，這一點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期表現得尤為明顯。但是，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劇，我國經濟也將全面走向開放，這種情況下，國家通過行政手段來控制風險將越來越困難。
文章還指出，從微觀細節上說，中國經濟面對著許多新的影響因素，這些因素刺激并提高了我們的風險水平，以來自海外的影響因素為例：
首先，國際經濟中擾動因素的影響日益突出，突發事件可能會激化世界經濟中的一些結構性矛盾，這就對各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次，恐怖主義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加劇。第三，發展中國家的競爭和交流增加。第四，臺海局勢影響中美關系和區域經濟穩定。第五，資源問題使中國經濟運行的成本增加。第六，美國經濟政策對全球經濟的影響。
文章稱，我國應在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建立快速信息采集、分析和政策應對體系，建立開放經濟情況下的國家安全管理體系和風險控制體系。
一是提高政府質量，從體制上形成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基礎。提高政府質量，核心是要我們的政府更加明確政府運作目標，同時，使決策更科學、政策更連續、機構更精干，并選擇最專業的人員進入政府隊伍，以及建立對政府的有效約束機制等。
二是政府要加強戰略功能，加強保證國家經濟安全的戰略研究和規劃，更積極主動地考慮國家戰略資源儲備、國家金融風險等各方面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建立對各種可能的國民經濟運行風險的防范應對機制。
三是加強信息的收集與分析系統的工作，積極建立安全預警機制。風險應對體系運作的核心，是要在保持危機意識的前提下，切實地建立相應的監測機制，并爭取在發生危機前盡量化解危機。這要求我國政府切實加強信息收集和系統分析工作，建立安全預警機制，將危機化解于無形之中。
四是建立高效協調的危機應對體系。危機的發生常常具有突發性特征。危機狀況一旦發生，只有各政府部門、各單位協調配合，同步反應，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目前，我國政府各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常規性的協調反應機制。在很多時候是發現了問題，卻無法解決，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問題出現，并逐漸嚴重。這要求我國政府建立高效協調的危機反應體系。
五是建立戰略資源儲備體系。政府要積極主動地考慮國家戰略資源儲備、國家金融風險等各方面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政府官員在進行決策時應放眼未來，避免發生問題影響我國戰略資源安全。(寧向東匡林葒作者單位：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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