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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眼里，那些逃廢銀行債務的企業應該都是經營困難、失去還款能力的企業。但是，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有還款能力的企業逃廢銀行債務，成為銀行不良貸款率居高不下的一個重要原因。
由于企業逃廢銀行債務出現許多新方式，加之相關部門難以形成防范合力，法律也尚存漏洞，使逃廢銀行債務這個老問題仍難解決，不僅困擾銀行業的改革和發展，也醞釀著金
融風險。
現在，企業逃廢債行為越來越隱蔽。在沈陽高壓開關有限責任公司逃廢銀行債務案中，幕后人不厭其煩的經過多次資產轉移、公司更名、股權交換等方式，最后才露出端倪。在這個過程中，先后有數十家不同的公司登臺亮相，可以說是經心精心策劃的一場資本游戲。翁曉剛說：“他們就象是在浮在水面上的鴨子，雖然兩只腳老在動，但水面是平靜的，讓人難以察覺。”
遼寧省銀行同業協會維權處的王振民說，企業逃廢債形式日益多樣化，與以往多用改制方式進行逃廢債相比，采取非改制方式逃廢債案件大量增加，包括采用租賃和柜組承包形式，模糊債務人的責任，轉移或隱匿資產、債務人更名、自行廢業，資產重復抵押等。而面對銀行業的制裁，這些不法企業或通過票據背書轉讓給關聯企業的形式繼續經營，或采取異地他行開戶逃避制裁。個別地方出現了企業群體抵觸銀行維權行動事件，如上訪圍攻銀行。
東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李凱認為，現在國企逃廢銀行債務的方式很復雜，有的企業利用產權關系進行復雜的資本游戲，而現有的法律很難挑出其漏洞。雖然公司法不允許公司關聯交易，但有的關聯交易單從產權上很難介定，所以目前對公司的監管應細化到重大交易價格等微觀層面。
銀行自身存在監管漏洞，各部門也缺乏監管合力。在企業逃債方式改頭換面的同時，銀行及相關監管部門的監管能力卻沒有跟上。“魔高一尺，道卻不能一丈”，更給逃廢債行為以可乘之機。
據了解，目前我國銀行業雖加強了對放貸企業的監管，但監管仍難以真正到位。目前銀行對企業的監管主要是通過財務報表、生產經營情況、產品銷售情況以及其高管層的變化來獲知信息。但由于信息不對稱，加上中國企業信用缺失，上述監管很難真正起到作用。
遼寧省農行行長張文綱說，由于單純地追求利潤增長數量，忽視利潤結構和利潤增長的質量，造成大額客戶貸款和關聯企業授信和貸款過度集中，使多家銀行陷入風險盲區。由于各家銀行間缺乏合作配合，信息渠道不暢通。銀行間協調機制不完善，公開透明的企業評級、評估機制尚未建立，特別是對具有不良記錄的企業的信息不能實現共享，企業極易鉆銀行的空子。
另一方面，銀行維權工作涉及到地方政府、經貿委、工商、稅務、房地產以及公安、法院、檢察院等多個部門，但目前還沒有統一的組織和協調，全面、系統的工作聯系制度尚未建立，形不成工作合力。如，雖然在貸款合同中一般都規定，企業有重大投資行為時必須提前通知債權銀行，而且國家文件中也規定，企業改制發生產權變動時，有關部門在辦理產權變更登記手續時，應要求改制企業提交有關金融機構出具的金融債權保全文件；資產評估機構必須依法評估等。但實際在運行中很難做到上述幾點。
政府袒護、立法滯后更助長逃廢債行為。不法企業主之所以敢于違規逃債，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倚仗地方政府支持。遼寧省銀行同業協會的王振民說，企業的改制方案都是得到地方政府批準，在實施過程中不準銀行參與，拒絕銀行落實債權的要求；資產清理、評估暗箱操作，往往是政府零價格出售企業，銀行是零資產償債。遼寧省社科院的教授于治賢說，地方政府默認甚至縱容企業逃廢銀行債務主要是因為扭曲的政績觀，“自己的企業，國家的銀行”這種錯誤認識，使一些領導并不會意識到逃廢債所形成的地方金融風險，所以在涉及銀行訴訟企業逃債的案件中一般會替企業說話。
立法滯后則是企業逃廢債頻繁發生的另一客觀原因。國家開發行遼寧省分行客戶二處處長翁曉剛說：“在處理沈陽高壓這起逃廢銀行債務案件時，我們查找過許多法律文件，也反復咨詢過律師，結果讓我感到最悲哀的是，明明知道企業逃廢債行為肯定違法，但卻找不到一個單獨的司法條文。法律在保護債權人利益方面還存在不少漏洞。”
遼寧省銀行同業協會副秘書長張升九介紹，為防止企業借轉機等方式逃廢債務，最高人民法院曾多次出臺過相關司法解釋，但是主要針對企業轉制過程中發生的逃廢債行為，對其他情況下發生的逃廢債行為，則缺少介定和處罰方式，這使得銀行在訴訟時難以找到法律保護依據。
于治賢說，我國還沒有個人破產法，企業出現財產清償時經營者只承擔有限責任，個人財產基本不會損失，而法律上也沒有規定對惡意逃廢債務的責任人追究刑事責任，所以企業經營者逃廢銀行債務可以無所顧慮，逃成了就賺一把，逃不成大不了另覓職位。（來源：經濟參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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