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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偉雄
英國前輩級財經雜志《經濟學人》（TheEconomist）的研究指出，20世紀人類經濟和過往的最大分界點，就是“科技”（technology）取代了“技術”（technique）......
世界經濟成長的重心，愈來愈仰仗“科技創新”扮演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角：1903年12
月17日，世界上第一架載人動力飛機在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基蒂霍克飛上了藍天，就此拉近了城市、國家和洲際間的距離；1911年Daimler（戴姆勒，奔馳的老東家）內燃機點著了汽車產業；1928年的盤尼西林開啟了制藥業；1947年Bardeen、Brattain、Shockley三人發明的晶體管，影響就更大了，廣及所有現代信息和半導體工業。
既然“科技創新”對經濟產值如此重要，而當年的財經媒體卻低度關心它（較關心“科技股”，而非“科技產業”），如今我們就該投注更多的目光。
此外，世界企業經營的心靈創新，也愈來愈仰仗科技公司的引領，這道理有點曲折，值得細說。
開過公司的人都知道，當我們在獲得一項“研發”的創新結果后，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趕快把它“標準化”。但結果是：越是習慣于“標準化”的企業，卻也越會失去創新的活力，因為組織里的工作者“蕭規曹隨”久了，不僅會抗拒“新鮮思考”，甚至會去排擠“新鮮思考者”，這種組織的惰性有著另一個名字：“官僚”。
但科技產業天生就是“官僚”的克星，“科技語言”不比“國家語言”擁有地域和文化的排他性，因此很早就有一個“全球化”的信息透明市場，這里面人才濟濟，誰一停滯，馬上就有取代者。再者，科技的創新有著強烈的“不連續性”，也就是前一個創新者很難用“技術門坎”封堵下一個創新者，之所以會如此，有可能是因為“創新的兩難”（舊技術利潤仍高，以致失去投資新技術良機，例如IBM執著Mainframe而錯過PC），也有可能是因為新技術本來就屬于一種隔行的“破壞式創新”，老公司想學也學不來（例如CD-R剎那就取代了磁盤片）。
正是科技產業血液里與生俱來的“創新”基因，使得它在世界任何一個經濟體都是“最新鮮人才”的培養所，科技公司因而也扮演各商業社會中摧枯拉朽的“領航員”，當然，如果你要探討最新的財經知識，focus在科技公司上，遠比單靠“精練管理”的傳統產業要有效益得多。
聚焦在科技公司當然是關注科技產業的媒體人的偏執，但這更是一種“時代感”的偏執，如果傳統企業像科技公司一樣戮力于“破壞式創新”，那當然也就進入了我們的視線———在此科技的文藝復興（Renaissance）時代！
《國際金融報》 (2005年02月01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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