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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初級產品進口額持續大幅度增長、國際初級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對中國經濟穩定性影響上升的背景下，越來越多的企業開始涉足期貨市場以求規避國際市場價格風險，發展期貨市場已經成為當前的熱點話題。
曾經曲折的歷史
中國大陸企業的境外期貨交易經過了曲折的發展歷程。早在上世紀70年代，為了鎖定國際市場價格風險，我國一些大型國企便涉足國際期貨市場并頗有斬獲，典型成功案例是1973年4月中國糧油進出口總公司（通過香港華潤公司下屬五豐行）利用倫敦、紐約期貨市場完成采購47萬噸原糖任務，并凈賺240萬英鎊。
20世紀80年代末，消失30余年的國內期貨市場重新興起，境內外盤期貨和外匯保證金交易也在1992年～1993年間急劇膨脹。然而，當時境外期貨交易業務的“繁榮”景象中蘊藏著深重危機。1993年～1994年間，上海中級法院受理的近500件期貨糾紛案件中，80％是關于外盤期貨交易的；南京金中富、上海潤豐、河南財鑫等期貨公司相繼因為外盤期貨交易糾紛和欺詐而垮臺。外盤期貨交易熱潮中，國家的外匯管理制度也備受沖擊。
當時中國企業境外期貨交易秩序之混亂，令國際同業為之側目。1995年7月號《亞洲商業》雜志列舉近期亞洲企業從事衍生交易遭受巨大損失的案例，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公司、中國國際聯合石油化工有限公司（UMPEC）、中信3家中國大陸大型企業和企業集團名列其中，損失金額分別為5300萬美元、4400萬美元和2700萬美元；“株洲鋅廠事件”更令國際期貨界震驚不已，當時株洲鋅廠在倫敦金屬交易所大量拋空期貨，推動鋅價單邊上漲。然而，由于株洲鋅廠拋空數量遠遠超過其生產能力，根本無法按時交貨，在現貨交割時勢必將其期貨合約平倉，從而造成數億美元虧損。事發之后，我國政府不得不動用外交手段收拾殘局，并動員全國所有鋅廠加班生產，幫助株洲鋅廠履約交割現貨。
面對境外期貨交易的失控局面，我國監管部門出臺了一系列旨在強化管制的政策措施，境外期貨交易迅速從喧鬧走向沉寂。直到2001年，《國有企業境外期貨套期保值業務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辦法》）出臺，希望以此引導中國企業境外期貨業務走上有序發展的良性軌道。沉寂數年的國內期貨市場復蘇，國內企業境外期貨業務也迎來轉機。
境外期貨交易的過度管制
無疑，就長期而言，發展國內期貨市場是我國的基本立足點，但無論是完善風險控制與監管、豐富交易品種，還是豐富國內期貨市場參與者類型，均需假以時日。目前還非常幼稚的國內期貨市場難以很快具備足夠的深度和廣度，而初級產品進出口規模卻已經極為龐大，在這種情況下，至少就近期、中期而言，我國還需要充分利用境外國際期貨市場的功能。正是從發展的視角來看，我國現行法規對期貨交易、尤其是境外期貨交易的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未免過分嚴厲，其主要規定及問題如下：
1．業務管制。目前有關條款的規定勢必造成兩個問題：其一是品種單一，企業境外期貨交易品種局限于商品期貨和企業生產經營的產品、原材料，金融期貨付諸闕如。其二是功能單一。在期貨市場發現價格、規避風險、提高市場流動性三大功能中，我國企業目前在境外期貨業務中只能比較多地利用（尚且遠遠談不上充分利用）其規避風險功能，稍微利用降低交易成本功能，對發現價格功能利用不充分。
2．市場準入管制。監管部門對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資格審批極為嚴格，至今獲準從事境外期貨交易的內地企業不過26家，第一批獲準進行境外期貨交易的共有7家大型國有企業：中國化工進出口總公司、中國國際石油化工聯合公司、中國聯合石油有限責任公司、中國遠洋運輸（集團）總公司、中國五礦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中國糧油食品進出口（集團）有限公司、中谷糧油集團公司；第二批獲準的10家企業為中國鋁業公司、銅陵有色金屬公司、江西銅業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中金嶺南有色金屬股份有限公司、河南豫光金鉛股份有限公司、青銅峽鋁業集團有限公司、金川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中水集團遠洋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糧食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2004年8月16日獲準的第三批企業有9家：中國石化國際事業有限公司、蘭州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銅業（集團）有限公司、云南鋁業股份有限公司、焦作萬方鋁業股份有限公司、云南錫業股份有限公司、株洲冶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葫蘆島有色金屬集團有限公司、水口山有色金屬有限責任公司。寥寥26家企業，顯然無法滿足對期貨業務的實際需求。
3．具體操作管制。獲準進行境外期貨交易的少數企業必須面對繁瑣的申請、報告要求。比如，《辦法》要求持證企業根據生產、經營計劃制定本企業的套期保值計劃，并報中國證監會備案，且每年核定一次；套期保值頭寸持有時間一般不得超過12個月；境外期貨頭寸實行額度管理……在價格波動劇烈的國際市場上，要求企業事先就預見到所有的價格波動風險并制定相應的套期保值計劃，本身就不太現實，而且會喪失市場時機。
境外期貨交易等待有秩序開放
假如說在國家外匯儲備不過200余億美元而且經常賬戶尚未開放的1993年、1994年，國家必須強力限制境外期貨交易的話；那么，時至今日，經常賬戶業已開放近10年，國家外匯儲備達到空前規模，且儲備資產收益過低問題日益突出，繼續嚴厲管制境外期貨交易的必要性正在日益消逝，管制效力也與日俱減。時至今日，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需求已經要求我們擴大利用國際期貨市場。與其坐視這種扭曲的情況蔓延而無能為力，不如謹慎而又堅定地繼續逐步放松對境外期貨業務的直接管制。
上述分析并不意味著1994年前后強化管制期貨市場是錯誤決策。因為上述分析的隱含前提認定每個期貨市場參與者都是追求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因而期貨市場參與者中高風險的投機者和低風險套期保值者之間存在適當的比例。但在90年代前期，我國期貨市場的主要參與者———國有企業內部普遍存在嚴重的委托－代理問題，管理層和具體操作者把持一切權利，盈利則化公為私，虧損則由企業承擔。在這種治理結構下的市場參與者不可能象理性“經濟人”那樣行事，市場上幾乎都是高風險投機者。
有鑒于此，我國境外期貨業務的放松管制過程不能單兵突進，而必須與配套制度建設同步深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進企業內部管理。源于企業內部治理缺陷的過度投機曾經將新生的中國期貨市場推到崩潰的懸崖邊緣，這一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決。要大幅度放松境外期貨交易管制，先決條件是改進企業內部治理。只有在我國企業內部治理改進而成為理性“經濟人”之日，才是加快開放境外期貨交易管制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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