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悉，在上周召開的山西省“兩會”上，省委書記田成平表示，將對煤礦進行評估，根據煤礦對環境影響程度收取相應的環境補償金，補償金將重點治理挖煤造成的沉陷區。這當然是好事，老百姓肯定會鼓掌歡迎，唯一不高興的，可能就是眾多小煤礦的企業主們了。

    山西是煤炭大省，這些年來不知道挖出了多少煤，但是山西人 民并沒得到什么實惠。人均收入沒什么起色，倒是環境污染程度名列前茅。據悉，山西省有13個城市居于“全國30個空氣污染嚴重的城市”之列。由于過度開采，地下采空區已達2萬多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積的七分之一，部分地面塌陷嚴重。已經發生地質災害的分布面積達6000平方公里，災害范圍波及至1900多個自然村的95萬人，30萬畝水澆地全部淪為旱地。不少地區的居民不得不搬遷。據山西省農科院研究員馬子清估計，近20年間，山西生態環境破壞和惡化造成的經濟損失值高達1111.91億元，占同期GDP的18.32%。這些污染，大部分是由于小煤窯的無節制開采造成的，更為過分的是，采煤的利潤，大部分流入了小煤窯企業主的腰包里，環境污染的惡果卻全由百姓承擔，這怎能不令人氣憤？

    如果田成平書記的話能成真，建立環境補償金制度，把小煤窯企業主賺的昧心錢再掏回一部分來，不僅可以補償老百姓的部分損失，也可以對一些無視環境污染的小煤窯產生約束作用，可謂一舉多得。

    然而，環境補償金雖好，但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辦法。污染一旦形成，再多的補償金也無法讓空氣在短期內恢復清潔，無法讓沉陷的地面再隆起來，無法讓地下水升上來。說不定，一些無良的小煤窯企業主為了把上繳的補償金撈回來，反而變本加厲地搞破壞性開采，那樣豈不是造成更大的污染？再者，企業繳納了環境補償金以后，污染環境的行為是否“光明正大”了呢？如果交了補償金，就意味著獲得了污染的通行證，那么，這豈不更加縱容了企業的污染行為？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征收環境補償金有一點“罰款”的味道。從過去的經驗來看，罰款往往演變為“以罰代管”，這一點必須引起警惕。雖然征收環境補償金是治理環境污染的重要措施，但從實質上來說還是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只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企業行為，卻不能從根本上制止環境進一步惡化。

    除了建立環境補償金外，還有沒有更好的辦法治理環境污染呢？答案是肯定的，就是加強防范。防范勝于補償。在山西，一些小煤窯雖然沒有達到環保標準，但是也開業了，并且開業之后違規采掘。如果有關部門從一開始就從嚴要求，或者在小煤礦采掘過程中加強監管，把違規行為消滅在萌芽之中，現在就不會有那么多小煤窯在污染環境了，社會也就不用付出那么高的代價了。

    要想從根本上防止環境進一步惡化，必須堵住環境污染的根源。第一，要完善礦區環境保護的法律法規體系，提高煤炭開采的準入標準，對私挖濫采、破壞資源和生態環境的行為嚴厲打擊，加大違規成本。第二，大力推廣應用清潔開采和潔凈煤技術，淘汰不合標準的小煤窯。第三，政府領導要增強環保意識，制訂綠色GDP考核指標體系，激勵地方政府樹立可持續發展的政績觀，并廣泛接受群眾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