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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駁張惟英委員的“門檻論”
晏揚
一場關于外來人口進京是否應該設立“門檻”的討論，近日在“首都之窗”網站激烈進行，與網民直接交流的是民革北京市委張惟英委員，她提出的關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
控制北京人口規模的建議，曾被有關部門答復“同意”。張惟英委員在回應網友們的反對意見時表示：“我提這個提案，不是就對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出發的，而是從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發展這個角度來提的。”（《北京青年報》1月24日）
實際上，外來人口進入北京的“門檻”，一直都存在，張惟英委員提出“人口準入制度”，大概是要抬高業已存在的“門檻”，以此控制北京人口的快速增長。在傳統戶籍制度逐漸松動，全國許多大中城市紛紛降低外來人口進入“門檻”，并給予外來人口“市民待遇”的今天，這種抬高進京“門檻”的提議無異于與時代潮流唱反調，明顯不合時宜，而這個提議出自政協委員之口，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
張惟英委員提議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其理由無非是北京人口太多了，給城市就業、住房、交通、教育等等帶來了巨大壓力，“這樣下去，誰都過不好”；而眾所周知的是，市場經濟需要人口流動，人口流動是公民的合法權利，抬高進京“門檻”構成了對外來人口的歧視，是不公正的——這似乎是一個兩難選擇，應該如何決斷？筆者想起了前年的“孫志剛案件”以及由此引發的關于收容遣送制度的激烈爭論。當時也有人振振有詞地說，廢除收容遣送制度，將會引發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可是他們惟獨忽視了一個問題——收容遣送制度是不公正的制度，它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于是我們看到，為了公正，為了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哪怕廢除這項制度會引發很多現實問題。當時社會輿論發出的“實現公正，即使天塌下來”的呼聲，振聾發聵，讓人回味無窮。
是否公正是決定制度存廢首要的、最基本的“標尺”，這是“孫志剛案件”以及收容遣送制度被廢除給予我們的啟示。如果以此觀照今天北京市應否建立“人口準入制度”的爭論，孰是孰非不言自明。建立“人口準入制度”，在短期內也許“有利于北京城市發展”，但是，如果每個城市都以是否有利于自身發展來設立制度，那全國將會是何種景象？這和地方保護主義有何區別？為何只是站在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發展”，而不是站在是否有利整個國家的發展、是否有利于維護百姓權益的角度看問題呢？
北京外來人口不斷增長，從短期看確實會給北京發展帶來很多壓力，但是壓力也是一個城市發展的動力，外來人口的大量涌入，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學歷和不同勞動技能的人員在這里工作、學習、生活、消費，又將給北京增添無限的生機與活力，滿足城市發展對于不同人才和勞動力的需求。常住人口增加所帶來的就業壓力和人才競爭，對于一座城市的發展無疑是件好事。連張惟英委員也說，北京需要什么人、不需要什么人，應該由市場來決定，那些不為北京所需要的外來人口，自然會被市場“淘汰”——既然市場能夠決定一個外地人是否適合居住在北京，又何須制定什么“人口準入制度”，以政府的名義來加以限制？
去年五月，北京市政府廢止了針對外地進京人員的四項管理規定，此舉引起了社會輿論的一片叫好聲。北京是國家首都，也是全國政府經濟文化中心，是人心所向之地。首都當然是全國人民的首都，應該有海納百川的氣度和胸襟。北京對待外來人員的態度，不僅體現了北京的形象、首都的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國家的形象。因此，首都應該是“首善之區”，應該是一個具有濃郁的民主、自由、平等氛圍的現代都市，是人人都可以自由進入之地，人人都能受到公平待遇和政府關愛之所。全國許多城市（包括人口最多的上海）都適時降低了外來人口準入“門檻”，作為“首善之區”的北京市有何道理反其道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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