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討論經濟熱不熱的時候，《經濟日報》發表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說不是經濟過熱，而是因為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的階段。現在中國進入了這個階段，所以不是經濟過熱，而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新的經濟階段。在醞釀“十一五”規劃時，各省報來的規劃差不多都有一條，既然中國進入了重化工業階段，我們的省也要進入。甚至在研討科學發展觀、研討新型工業化道路的研討會上，把科學發展觀、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具體劃為重型化，這是對還是不對？我看了許多書，重新來學習發展經濟學的道理，我判斷這是 典型的舊型的工業化道路。

    首先講什么叫舊型的工業化道路，什么叫新型的工業化道路。如果說要新型的工業化道路，我想首先應該定義為有別于早期工業化，現代經濟增長就是新型的，對于早期工業化來說它已經是新型的，就是靠效率提高。當然，到了50年代以后，社會逐漸發展到信息社會，信息化是效率提高的一個新的來源。所以，我認為所謂“新”是兩重意義，第一重意義是相對于舊的，相對于第一次產業革命以后的，第二次產業革命就叫做新。第二層含義就更新了，就是十六大講的“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現代信息技術對于降低生產成本，特別是降低交易成本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如果說統一這個框架，我們再來討論看我們的增長模式上有什么問題也應該是比較清楚的。我們從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搬來了前蘇聯的優先發展重工業這套。到了改革開放以后曾經多次調整國民經濟結構，一直到第九個五年計劃提出來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在這一點上，我們比前蘇聯要做得好一點，因為前蘇聯60年代后期就提出轉變增長方式，它要轉變的是結果，但是完全不觸及原因。中國比前蘇聯有進步。中國在第九個五年計劃開始時，計委提出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前提是要轉變體制，所以，在九五計劃的建議中提出兩個根本轉變。因為在九五時期正好是跟十四屆三中全會規定的改革藍圖重合。但是，從根本上說，中國仍有許多制度性的安排沒有改變。政府官員仍然掌握很大的一部分重要資源的配置權利，比如說土地、貸款。雖然十四屆三中全會要求銀行商業化經營，但銀行商業化經營還是受各級政府的影響。

    中國的第十個五年計劃提出了一個正確的方針，就是要以結構調整為主線。但是，在實際的執行中有兩個問題，一個是誰來調解結構？“九五”計劃、中共中央的建議說得很清楚，先要改體制，就是由市場來調整結構，來優化結構，但是到了各個地方，就變形了，到處是政績工程、形象工程，是黨政領導來調整結構。

    我認為，中國如果繼續走舊型的工業化道路，是不成的。中國必須實現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如何轉變增長模式和增長方式？第一，是各級領導思想模式和認識要轉變。第二，扶持號召加快科技進步，科教興國。我們看看發展經濟學上研究為什么現在經濟增長中技術進步加快了？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制度化，創新的制度化，兩套制度，一套是科研的制度，一套是開發研究。增長方式、增長模式的轉變依賴于制度，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要按照十六屆三中全會的決定，全面推進改革。要矯正價格扭曲，要減少政府官員配置資源的權力，要推動教育產業的發展。根據日本的經驗，教育趕超要先于經濟趕超兩代人。

    （本文系根據吳敬璉在第二屆中國經濟展望論壇圓桌研討會上發言整理而成。未經作者本人審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