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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柏晶偉
2004年，一場關于在國企產權改革中國有資產是否流失問題的爭論，在學界、媒體、網絡之間激烈展開。新年伊始，這場爭論的余音在經濟學界回響。1月15日，由綜合開發研究院（中國深圳）主辦的“2005中國腦庫論壇”，再次聚焦國有企業產權改革。
國有資產在轉換中是否流失？
根據經濟學上的基本劃分，資產的存在形式基本有兩種：經營性資產和非經營性資產。經營性資產又細分為兩類：一是生產性企業的經營性資產，一類是金融市場中的經營性資產。國資委管理的資產基本是經營性資產，但不包括金融資產。非經營性資產有多種，包括國家利用各種資源、各種收入、投資形成的各種公共基礎設施；不屬于基礎設施，但屬于公共服務的公共資產，如社�；�；資源型資產，其中一部分是國家占有的土地，一部分屬于探明或未探明的礦產資源。國有資產存在于這兩類形態中。
樊綱指出，國有資產存在不同的形態，而不同形態之間的國有資產是可以相互轉化的。國有資產的重組在一定意義上是不同形態的國有資產的重組。買賣國有資產，就買賣本身來講，國有資產并沒有消失，只是轉變了形態。
“在我看來，所謂國有資產有進有退的意義不是企業經營這個還是經營那個，企業搞不搞民營化的問題，而是國有資產存在形態要有進有退，要從大量搞經營性的國有資產形態退到非經營性資產形態，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國有資產形態的轉化�！狈V認為，只有實現這個轉換，才有所謂政府職能的轉換，從過去管企業、管經營性資產、管經營性企業到真正履行自己的應該履行的職能，即提供公共物品，把錢收回來，投入到公共基礎設施，為全體人民、全體企業服務。
“真正的有進有退是國有形態上的有進有退，說明國有資產的變賣、國有資產的重組沒有任何流失、消失，只是形態的轉換，形態轉換的意義在于不是有越多的經營性資產越好，不是有越多的經營性的國有企業越好，而是非公有資產公共設施的資金形態越多越好。中國的發展、企業的發展、社會的發展，都需要更多的公共資產、公共服務，而我們這方面現在是欠缺的�！�
金碚對此表示贊同。他說，資產存在形態之間的轉換，完全可以不涉及資產是否流失的問題，只要產權交易的過程是合法、合規的，在交易的過程中間，交易各方會獲益或者會受損，這完全是可能的。在市場交換過程中，如果有一個很好的價格發現機制的話，很難說誰的資產是流失，誰的不是流失。
高尚全從基本經濟制度角度闡述國有經濟重組的涵義。他說，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盡管公有制經濟有多種有效的實現形式，但是最基本的形式還是股份制，國有經濟或者絕對控股，或者相對控股，或者只是參股。這里，國有經濟控制的領域和行使控制的形式是關鍵的問題。因此，不應簡單地理解國有經濟的“進退”問題，該“進”的地方應“進”足，該“退”的地方就應“退”夠。他認為，從總體上看，國有經濟仍存在著點多、面廣、線長和分布不合理的問題，因此要把有限的國有資本更多地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但是，無論是“進”還是“退”，都要形成規范運作的制度環境。
在國企改革爭論中，有人提出中國現在出現大量侵吞國有資產的情況，田源認為，這是局部問題，不是整體問題。如果估計錯誤，就會帶來災難。中國經濟改革已經出現了非常強大的民營經濟階層和中產企業階層，這是非�？上驳默F象。
國有資產處置由誰決定？
國有資產形態的轉換、國企產權改革涉及現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現在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國有資產保值增值”。
樊綱強調，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并不意味著越多越好。因為過去國有資產當中有一大部分是國有企業職工社保、養老這一類的收入，現在這部分收入沒有投入到養老金形態當中，沒有存在于資本形態當中，而存在于經營性資產當中，國有資產重組就是要將這部分退出來，轉換為社�；疬@一形態。
國有資產形態轉移有多方面。包括經營性資產當中生產性經營資產、企業性經營資產或者產業經營性資產向金融性資產轉移，包括經營性資產向非經營性資產的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轉移等等。
誰來決定國有資產形態的轉移？樊綱認為，目前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處于無序狀態。“誰來決定國有資產經營性的買賣從而轉到其他社會資金上去，現在沒有這樣最高的決策機構做這件事情。國有資產重組的事情基本上沒有大的體制框架得以有序進行。”管理無序的背后是所有者缺位，是國有資產的委托代理人界限不清。
金碚提出，如果從經濟學資產的歸屬意義上看，中國的國有資產的所有者并不缺位，屬全民所有。但在資產處置的決策過程意義上，所有者肯定是缺位的。因為國有資產和私有資產在轉換和處置上有很大的區別。對私有產權，可以買賣雙方決定，也可以由委托人決定，但也要很好地控制委托人的意志。在處置公有產權的時候，國有資產的處置過程，是一個所有者不可能直接參與的產權交易過程。因為所有者是全體人民，全體人民參與國有資產轉移過程的話，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全民公決，如果不是全民公決，國有資產的轉移過程一定是代理人執行的。中國正處在改革時期，不可能由全民機構來直接處置國有資產，只能委托給行政當局，就是國務院，行政當局再把它委托給各種組織、各種機構，這種機構也管不了，然后再委托給其他各級機構。所以，現在國有資產處置的問題、產權的問題，必然要有政治解決機制的參與。
他認為，產權改革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要有一套處置國有資產的規則，誰來買、誰來賣，誰有決定權買，誰有決定權賣，錢歸誰，是否以賬戶的形式進行核算等等。第二，對于參與資產處置過程、代表所有者來處置國有資產的人和機構，要有一個法律定位，國有企業的董事長到底是什么？總經理究竟是什么？他們的職能是什么？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是干什么的？最后決策權到底在什么地方？中央管的企業賣了以后歸誰？放在哪一個賬里面？現在國有資產管理過程當中，中央一級賬面上很難表現，錢在誰的口袋里裝著都不知道。
魏加寧反對搞國有資產的國有代表，他贊成注資。因為全資所有非但解決不了企業的不良資產，還可能發生大的貨幣危機。
國資委應該做什么？
樊綱提出，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應該至少是三級到四級的管理體制，最高一級就是在人代會的層面上有一個最高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國資委要做的事情是：第一，監督全部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定期提交的國有資產平衡表，現在整個國有資產大盤子沒有一個國有資產的平衡表。第二，決定國有資產形成收入的使用和分配。國有企業的利潤，很大程度是資源性收入，這些收入怎么分配，怎么利用，誰來決定，多少利潤給企業返還，多少利潤拿出來搞公共建設。第三，決定資產的處置。要決定用多少資產繼續進行經營性生產，多少資產拿出來滿足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目的、國家利益最大化的目的。
在他看來，現在的國資委一定意義上其職權要進一步擴大。具體到管理，各行政主管部門需要磨合、細分，但把一個大的國資委變成一個二級政府，這是有問題的。理順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有一個長期過渡的過程。
金碚在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艱巨性上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認為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完成，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當中一定會出現一些問題，不足為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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