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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雜談袁幼鳴
在國務院新聞辦11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國家稅務總局局長謝旭人透露了兩點信息：一是2004年全國稅收總收入和增收額雙雙達到歷史新高，入庫稅款共達25718億元（不含關稅和農業稅收），增收5256億元，同比增長257％；二是2005年內，備受關注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所涉及具體事項，均無推進時間安排。
國家稅收高速增長與稅收制度改革被擱置形成的反差令人矚目。毋庸否認，現行稅收制度存在亟待改革的瑕疵，為此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規劃分步實施稅收制度改革。過去，推進新一輪稅制改革的核心制約因素是顧慮稅收總量會減少。現在，既然稅收總量達到了新的高度，啟動并深化改革已無顯著障礙。
筆者認為，2005年繼續擱置稅制改革值得商榷。
國家稅收制度對社會生活與經濟生活影響可謂無所不在。不難看出，十六屆三中全會決議提出的稅制改革具體目標有其重要意義。演化至今，現行稅制積累的矛盾已經相當尖銳，如果擱置改革，亟待改革的矛盾將進一步惡化。推進稅制改革可能付出稅收增幅下降甚至負增長的成本，但與稅收總量保持增加相比，實現公平與效率并重、提高經濟運行質量無疑更為重要。
眾所周知，現行稅制的一個弊端是，長期以來，外商投資企業（包括虛假外商投資企業）在我國享受著稅收優待，與此同時，內資企業則受到制度性歧視。如果說改革開放發軔階段，基于引進外資推動工業化進程的需要，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曾經是不得已的選擇，那么，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已沒有理由繼續這一不平等制度。至今，無論是名義稅負還是實際稅負，內資企業的稅負都比外商投資企業高1倍左右。內外資企業所得稅并軌不僅關系到企業競爭環境公平問題，還涉及到受憲法保護的各種所有制企業法人財產權益落實問題——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理當盡快加以解決。
不夸張地說，現行增值稅計征方式正制約著“中國制造”升級。一句話概括，增值稅由生產型改為消費型的核心變化，就是生產型只許可企業原材料支出進入抵扣范圍，設備等投資項目不得抵扣，而消費型允許設備投資進入抵扣范圍。顯然，增值稅按生產型計征有利增加國家稅收總量，但其同時明顯遏制了企業設備投資積極性。中國制造業當前普遍面臨設備更新壓力，增值稅改革同樣宜早不宜遲。計算顯示，如果增值稅轉型由目前僅在東北地區試點轉為在全國范圍推行，國家每年將減少稅收600億至1000億元。現在年稅收增量已超過5000億元，為不減少至多1000億元收入，遏制制造業設備投資積極性——技改升級后職責業將貢獻更多稅收，把眼光略為長遠一點看，這顯然屬于得不償失的短視行為。
在稅收總量大幅增加的背景下，除應積極推進已經規劃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具體事項外，不難看到，調整中央和地方政府稅收分配比例，也就是改革現行分稅制弊病的工作，也應盡快提上議事日程。
1994年進行的分稅制改革為改善中央財政狀況奠定了基礎，但分稅制本身存在以剛性比例分配稅收增量問題——這樣，稅收增幅越大，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的收入差距越大。不僅如此，10年前進行收入劃分時，對中央和地方所負擔的事權責任沒有進行嚴格界定。導致10年間財權不斷向上集中而事權不斷下放，至今地方政府在公共產品供應上承擔的支出比例達70％左右，而分配的稅收僅為總收入的45％左右。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匹配，一些地方政府，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的地方政府負債累累，客觀上導致了它們違法違規的短視行為高發，并通常以弱勢的農民為侵犯對象。眼下，在西部一些地方，對中央財政給予種田農民的每畝5元直接補貼，縣級政府部門就要求農民直接前往領取——農民往返一趟到手補貼尚不及路費支出，原因是鄉級政府和村組織因為“貧窮”，已經截留“成性”。
實事求是地看，分稅制施行10年來，在保證中央政府有足夠財力“辦大事”同時，科研、高教、文化、衛生等領域的知識分子人群利益得到了兌現，話語權匱乏的農村人群，特別是中西部農村人群利益則未受到有效維護。現在，是通過改革分稅制弊病改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推進對農民公正實現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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