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學家為何屢遭抨擊
鄒漢歌
經濟學家要想走出書齋在媒體上發表觀點就必須謹慎行事，并隨時準備接受公眾的審視與追問，同時還要放下自己的高姿態，始終保持學者的獨立、客觀與公正，切不可站錯位
置說錯話。
最近，北大的兩位經濟學家由于各自發表了一番高見，又成了輿論批評的靶子：周其仁教授因為大談超英趕美，相信“18年后中國的人均GDP可以向美國叫板”、“75年以后全球最大的經濟體是中國”，被指為是一種“經濟學意淫”，在做沒有任何實際意義的簡單算術題，把自己的智力降格為“吃飽了撐的”；厲以寧教授認為“不能簡單地利用高稅收殺富濟貧”，提出要“把大部分農民變為中產者”，被抨擊為混淆邏輯，嘩眾取寵，反映了經濟學家的大躍進心態。如果再聯想到前一段張維迎教授在“中國企業家論壇首屆深圳高峰會”開幕式上回應郎咸平，發出“要善待對社會作貢獻的企業家”的呼吁后，有評論家指責其“站”錯了地方，失去了“學者的獨立性”，那么，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經濟學家幾乎是只要張口說話，立即批評如潮，簡直到了“過街耗子，人人喊打”的地步。而認真聽聽這些批評或質疑的聲音，雖然有些難免失之偏頗，但大都不無道理。我不禁納悶，經濟學家這究竟是怎么了？
我們之所以相信經濟學家，是因為我們相信他們有可能相對獨立、客觀、公正地研究經濟并進而正確引導經濟的發展。在我們這個一切圍繞經濟轉的時代，相信沒有人會對經濟學家的能量產生懷疑。早在1937年，凱恩斯就這樣說過：“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哲學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許多實行者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狂人執政，自以為得天啟示，實則其狂想之源，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個學人。”而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形成，使得經濟學成為一種神話，也讓經濟學家獲得了某種實際上的話語霸權。經濟學家日漸成為一種符號或象征，在政府與公眾遭遇復雜的經濟困惑而一次次將求助的目光投向經濟學家的時候，他們也在渾然不覺中承受著經濟學家施加其上的符號暴力。
然而，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經濟學家的這種話語霸權開始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其它學科的學者因為學科覺醒而對整個社會科學學術格局的解構，從而使經濟學神話被打破；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經濟學家在飄飄然中難免會出現一些所謂的“學究謬誤”，發出一些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驚人之論”。而更重要的原因則在于，在巨大的利益誘惑之下，經濟學家有可能喪失其獨立、客觀、公正的學者地位，淪為某些利益團體的工具和代言人，從研究經濟、引導經濟異化成為操縱經濟、利用經濟。真理總是惟一的，失去了客觀性的經濟學家不可能把握真正的經濟規律，也必將受到其他學者以及公眾的質疑。正是在這種挑戰與質疑中，經濟學家的權威逐漸消解，公眾也開始從專家迷信與崇拜中走出來。
《中國經濟時報》
呼吁企業家社會責任
蘇益
時下呼吁企業家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是一個時髦的話題，提出這一問題的角度形形色色：比如針對在華經營的跨國公司拒絕設立工會、某些企業制假賣假、企業和企業家對社會捐助慈善事業不熱心、企業拖欠壓低民工工資等等不同現象，提出了相同的批評指向———這是企業家不講道德、缺乏相應的社會責任感的表現。
問題的提出是很正常的，這也是一個老話題了，在中國的傳統倫理中從來就有所謂“義利之辯”，在西方的傳統里，始自于現代經濟學的老祖宗斯密，關于社會人是“經濟人”還是“道德人”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
現在老話重提，有一個深刻的時代背景。當下的中國正面臨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在這個轉型的時代里，伴隨著市場力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傳統倫理價值被逐漸消解，而新的倫理體系尚未確立。中國的傳統社會是一個如費孝通先生所論證的“私性的社會”，人際交往半徑局限于血緣親疏的人倫關系范圍，而市場社會的繁榮要求市場秩序不斷向外擴展，市場秩序擴展的過程也就是以價格為媒介、人際交往范圍不斷擴展的過程，這需要人與人之間遵循基本的交往倫理。為此，構建與市場社會相適應的責任倫理，對企業家提出相應的道德倫理要求是必然的。
可是，在當下流行的話語模式里，往往存在著以一種價值消解或取代其他價值的趨向。在呼吁企業家責任逐漸成為主流話語的同時，其中隱含的一種邏輯論說是，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是構建有秩序的市場社會最為重要的因素，只要企業家具備了相應的社會責任感，市場秩序就能夠完美無缺地建立起來。
強調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只是一種道德論說，無限放大“社會責任”的重要性，實質上是一種“惟道德主義”。道德要成為有效的約束力量，有賴于每一個個體對普世性的倫理準則有著共同的認同，并在實踐中能夠自覺地遵循這些準則。
市場秩序的擴展是一種“公共活動”，維系公共領域的有序、更重要的是依賴于社會規則的運行，企業或企業家以追求利潤為天職，為此而“不擇手段”，絕不是道義譴責可以杜絕的。
《新京報》
《市場報》 (2005年01月14日 第八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