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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以寧先生近期關于“稅收制度不應該劫富濟貧”的講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批評，幾乎已演變為學術界和輿論界的一樁“公共事件”。
年前，厲以寧在北大“光華新年論壇”發表演講時說：“中國的發展需要中產隊伍壯大，而中產隊伍壯大應主要依靠提高較低收入者群體的收入，而不是靠實行高稅收把富人降為中產者。”
是言一出，立即招來了眾多議論。很多人甚至在互聯網上指責說，厲以寧先生此話表明，他是某些既得利益集團的代表，他坐歪了屁股，等等……
在我們的印象中，厲以寧先生在近幾年內已經不止一次地受到輿論的集中抨擊。前幾年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因厲先生等多位經濟學者聯手批駁吳敬璉先生的“股市賭場論”而引起的。
正如我們不贊同厲先生以往引發爭議的幾次高論一樣，早報評論員今次也明確表示，我們反對厲先生對現有稅收制度在這一點上的批評。我們的理由是，厲以寧先生的話從經濟學基本原理上看盡管也許并沒什么錯，但他在此時此刻說這樣的話，明顯是無的放矢。因為我國現行的稅收制度不僅沒有如厲先生所說的“把富人降為中產者”，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對于調整收入差距是不力的。我們進一步認為，作為一位學術造詣無可指責、且在全國范圍內有影響的經濟學權威學者，在社會公平正成為當前社會焦點問題的現實語境下，輕率地發表上述有明確指向性的言論，是不恰當的。
當然，我們同時主張不同意見在學理層面自由爭鳴和探討，反對一些媒體和網站對厲先生發出無聊的人身攻擊和謾罵。學術自由是社會開放帶來的進步，務必加倍珍惜。
但是，任何真理都有一個適用范圍的“度”的問題。隨著討論的深入，我們發現另一種似是而非的觀點在相當多的輿論中浮現出來，有必要作適當的厘清。這種觀點認為，我國不合理的稅收制度應該對目前突出的收入差距問題負很大的責任，持這種觀點的人士寄很大希望通過稅收制度的改革來實現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因為它沒有認清造成我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根本原因。
向富人多征稅確系各國解決貧富矛盾的常用手段之一，但同樣用稅收杠桿調節貧富差距，發達國家運用嫻熟且很管用，在欠發達國家卻經常不太管用———甚至適得其反。南桔北枳是因為水土不服，國情不同造成了相同的政策和做法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效果大相徑庭。依制度經濟學基本理論，用稅收調節貧富差距屬“技術手段”層面，從更高端的制度層面解決貧富差距，關鍵要有好的“市場制度”，包括自由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以及相應的民主法治的社會環境等等。惟如此，方可控制貧富差距于可承受的邊界之內。
在轉型中國，政府當然也該用稅收杠桿調節貧富差距。但多征稅并不能自動調節貧富差距，還得制訂配套公共政策，還得建立和疏通實現有效轉移支付的管道，建立保障稅款的確用于貧困群體身上的監督體系……這些環環相扣的環節，目前均存在嚴重缺陷甚至“腸梗阻”，轉移支付過程所暴露的大量腐敗就是頗具說服力的注腳。
從制度層面分析檢討，造成眼下國內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的主因并不是對富人的稅收征得不夠高，而是行政壟斷市場的現象依然十分嚴重，市場歧視仍相當普遍，行政效率不高，權力尋租不斷“進化”，交易成本居高不下，導致相當部分的財富不是通過創業與競爭而是借助豪奪與剝奪的方式向少數人集中。因此，要想縮小國內貧富差距，在不排除動用稅收杠桿等經濟政策手段的前提下，關鍵取決于繼續推進制度變革的決心和力度。觀歐美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包括貧富差距、勞資關系在內的一系列社會矛盾之持續緩和，無不都從制度變革這一根本環節著手。
厲以寧包括其他學者不是不可質疑，問題在于不可停留于表層就事論事，而要“透過現象看到本質”，使討論為推進改制形成真正良性的輿論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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