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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難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存在體制上的缺陷而帶來的一種陣痛的結果。礦難的根除程度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合理與否。我國煤礦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低，還沒有進入產業化的階段，所有者與監督者職責不到位，煤礦工人也沒有“成長”起來，制度的力量較為薄弱。根除礦難的人為因素，必須通過制度架構，對煤礦行業的無序行為加以引導，使煤礦行業最終走向產業化的道路，借助制度的力量使煤礦行業的管理規范化、長期化。不知何時，礦難逐漸占據了各大媒體的頭條，年年“榮躍”我國十大災難的榜單。根據政府的統計，
2004年1月至11月間，我國共有5286名煤礦工人死于事故。礦難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卻在中國演變成“惡魔的夢靨”，揮之不去。實際上，礦難是我國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由于存在體制上的缺陷而帶來的一種陣痛的結果。礦難的悲劇在于制度的缺陷使人的行為短期化。
礦工選擇的理性分析
煤礦工人的處境無疑是值得同情的，美國目前共有煤礦工人9.57萬人,他們的工資收入豐厚，一個經驗豐富的礦工，年收入最高的可達10萬美元，新手的年薪也能達到4萬~6萬美元，而我國煤礦工人的月平均工資不到2000元。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關于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權威分析，產業工人現居于“十大階層”中的第八階層，屬于中下層。但我們也必須承認煤炭工人的存在有經濟上的合理性：首先，按比較收入計算，全國采礦業平均工資為13682元，而農林牧漁業平均收入僅為6969元，這一差額在農林牧漁業不發達的農村地區，足以引起農村勞動力進入煤炭行業。
其次，據統計，2003年，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約有1億，除去進城務工人員，剩余勞動力仍然非常可觀，煤礦行業仍然是吸引龐大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主要行業，從2003年10月到2004年10月，我國采掘業從業人員就增加了8萬多人，達到3875654人，同比增長2.14%。
第三，近年來，農業發展落后，鄉鎮企業的規模不斷縮小，吸納農村勞動力的能力下降，大量剩余勞動力不得不流向煤礦行業。
理性的選擇不代表選擇的合理。我國煤礦行業在管理上、制度設計上亟待改進。
礦難存在的制度分析
各行業對勞動力的需求都有自己的特點，按照平均利潤原理，從長期來看，各行業勞動力的分布肯定會達到一個均衡點。如果煤礦行業真的存在極大的不合理性，長此以往，煤礦工人肯定會消失。
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由于資源仍然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短期內我國這一行業不存在消失的問題，因而礦難的異常性存在可以歸結于行業規范和制度設計存在缺陷上。
在行業規范方面，煤礦行業中，實際上真正市場化的只有物———煤礦資源，煤礦資源的所有者、管理者，包括勞動者自身在進入市場、在市場上競爭的過程中以及退出市場上都存在明顯的非市場化痕跡；從制度設計來看，借用公司治理的思路，可以看出煤炭行業在體制上存在一些嚴重的問題。
由于目前我國的煤礦工人處于供過于求的局面，且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力量較為分散，很難有討價還價的能力；而監督者一般受所有者的影響較大，難以保持獨立的立場。這樣，不僅煤炭工人的處境比較困難，且由于煤炭是一種稀缺但在短期內無限供給的資源，煤炭公司由于資源的壟斷而獲得暴利。正是這種壟斷地位，使得一些企業過分注重短期內的獲利，而忽視技術投入，疏于防范生產的安全。
這種制度上的缺陷可以由于監督者的強大而得到彌補。如果監督者與所有者分開，所有者將權力賦予監督者，同時也接受其監督。煤礦公司、煤礦工人、監督者就構成兩兩相互監督的關系。當然這里的前提是：煤礦工人與監督者都足夠強大，并且監督者能保持獨立的地位。事實上，我國已于2000年已經設立了煤礦安全監察體制，但是目前這種監督力量總體上還是比較薄弱的。這種兩兩相互監督的關系事實上不堪一擊。在制衡力量缺失的影響下，為了短期的利益，很多煤礦企業和公司鋌而走險，悲劇也就在所難免。
解決礦難問題的建議
可以認為，監督、管理力量薄弱，有效的、規范的制度的缺失，是目前我國礦難頻發的一個重要原因。根除礦難的人為因素，必須通過制度架構，對煤礦行業的無序行為加以引導，使煤礦行業最終走向產業化的道路，借助制度的力量使煤礦行業的管理規范化、長期化。
1．有效的制度是一種外部效應很強的公共資源，需要政府加大投資支持力度。與其他行業相比，煤礦行業分布的地方多在山區，基礎設施較差。煤礦工人的生活、工作環境的改善往往伴隨著巨大的基礎設施投資。這些投資雖然在長期內符合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投資產出效益巨大，但短期內煤礦行業的投資效益較低，在爭取政府投資和獲取公共資源上，煤礦行業并不具有優勢。加上煤炭的市場價格又沒有真正反映行業的成本補償，政府需要像對待其他公共資源部門一樣，加大對煤礦行業的補貼力度。
2．開拓多渠道的技術支持途徑。在發達國家，煤礦行業很早就被認為是技術密集型與勞動密集型行業。如果要保證工人的安全，就必須在技術投入上不遺余力。但目前我國的煤炭價格已經由市場決定，要收回技術投資，對私營、小型企業來說，是很不現實的。何況對每一個煤礦來說，發生礦難的幾率是很小的。這種整體與局部的矛盾，使得煤礦企業更容易采取短期化行為，為了獲取暴利而忽視技術投資。政府對煤礦行業的技術支持可以通過稅收、良好的融資體系等加以支持，以經濟、法律手段為主、行政手段為輔。
3．制度的形成取決于監督方、煤礦工人力量的強大，應通過制度設計保障弱勢群體的話語權。煤礦工人作為弱勢群體，更需要依賴制度化的力量消除競爭起點、過程中的不公平。
礦難的根除取決于制度設計的合理與否。我國煤礦行業的市場化程度較低，還沒有進入產業化的階段，所有者與監督者職責不到位，煤礦工人也沒有“成長”起來，制度的力量較為薄弱。制度變遷理論的代表人物諾斯曾經強調，技術的革新固然為經濟增長注入了活力，但如果人們沒有制度創新和制度變遷的沖動，并通過一系列制度（包括產權制度、法律制度等）構建把技術創新的成果鞏固下來，那么人類社會長期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是不可設想的。制度與體制事實上起到了引導人們和企業往前看、將正義的力量長期化的作用，這或許也是最終解決礦難問題的持久性力量。
(作者為國家發改委經濟研究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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