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為社會提供的最大服務不應該是日常解決什么問題,而是為社會長治久安提供一個體制框架,”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平新喬教授談到中國經濟目前的現狀時說,“只有設計一個好的體制,讓體制本身來解決問題,這是政府最大的貢獻,是政府提供的最大公平。”
平新喬分析2004年國資委幾大舉措時說,國資委提出主輔分離,輔業改制,顯示了太
多的行政色彩。選擇什么樣的行業,經營什么樣的產品,這個權力應該在企業管理層;招聘22家央企高管,同時規定了三年任期內要完成多少指標;三大電信企業的老總互換等于把這三家看作一家了,又回到了一家壟斷的狀態;叫停大型企業MBO不應該一概而論;打造30-50家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大企業集團,進入全球500強。國有資本應該作為社會的最后的保障,占的比重還應該縮小。
平新喬說,如果國資委是一個政府機構,應該成立一個類似于美國的貿易和商業委員會,叫做市場監督委員會或者叫市場監管委員會,銀監會、保監會、國資委、工商聯等都納入這個委員會的監督之下,由它來管整個市場的規則,協調這些部門。(王一)
《市場報》 (2005年01月04日 第十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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