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工廠深處：珠三角農民工生存狀況調查(4)

http://whmsebhyy.com 2004年12月31日 17:52 中國青年報

　　勞工NGO

　　國內第一個勞工NGO(非政府組織)誕生于1998年。那一年，被稱之為“廖曉峰年”。

　　廖曉峰，四川閬中人，1993年到廣州番禺打工。有一次，一個老鄉手指頭被鋸斷，他查閱法律書籍幫助討回了6000元賠償金。又一次，他一紙訴狀把一個拒絕賠付的老板告上法庭，幫一位工友討回了10800元工傷賠償。

　　兩次偶然的機遇，促使廖曉峰走上了幫助外來工維權之路。1998年8月1日，廖曉峰在廣州番禺成立“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打算在為打工者提供法律服務的同時進行普法宣傳。當他興沖沖地去辦理營業執照時，工商部門卻因廖曉峰未取得律師證，只批準“代理文書處理”，強調“不含法律咨詢”。

　　“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從事勞工維權，多少有一些名不正言不順。更難的是，求援的打工者紛至沓來。要為他們討回公道，廖曉峰必須先墊付差旅費，有時還要為他們提供食宿。生存問題給他帶來極大的壓力。

　　廖曉峰曾致信團中央領導求助：“目前，我所面臨的困難，在工作上、經濟上讓我無所適從，惟一不倒的是我的信念。我現在該怎么辦？”

　　不久之后，《羊城晚報》披露了一則對廖曉峰不利的消息———一位打工者投訴他收費過高。輿論一時嘩然，英雄的光輝形象蒙上了一層陰影。

　　廖曉峰悄然出走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盡管曇花一現不到半年時間，但廖曉峰和他的“打工族文書處理服務部”成為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符號”———勞工自救的開始。

　　2002年以后，珠三角專門為外來工維權的NGO已達10多個，他們主要致力于為珠三角數千萬民工處理欠薪、工傷等勞資糾紛。

　　“工人委員會”試驗

　　2004年10月10日，星期日。深圳寶安區一家玩具廠的大餐廳里，500多名工人圍坐在深圳當代社會觀察研究所劉開明博士的周圍。按照事先與工廠老板的約定，他為工人講授他們擁有的法律權利以及如何與老板溝通。

　　此前不久，劉開明剛剛給這家工廠的老板及管理層上過課。內容主要有“華南地區的勞資關系”等四部分，其中包括“理解工人的聲音”。

　　在外人看來，劉開明的這項工作似乎很荒謬———怎么可能告訴狼要善待小羊呢？老板又怎么會允許一個民間勞工組織來告訴他的工人，怎樣和他討價還價？但劉開明將“荒謬”變成了現實。從2001年至今，他所在的機構已經為珠三角20多家工廠做過培訓，有上萬名工人參加。

　　“一方面，我們選擇的都是勞資矛盾比較突出的工廠，老板經常為工人罷工等問題頭疼。另一方面，這些工廠大都為跨國公司生產產品，而這些跨國公司對工廠有社會責任方面的嚴格要求。”這正是劉開明可借助的兩種力量。

　　7年前，到深圳淘金的文學博士劉開明親眼目睹了“深圳速度”創造的一個個奇跡。但耀眼的霓虹燈后面，外來工卻不得不忍受超低工資、超常加班和頻發的工傷、職業病。

　　“也許，與為單個外來工維權相比，幫助工人建立一個表達自己利益的平臺更有意義。因為，對等地與老板溝通更有可能幫助勞資雙方達到雙贏。”劉開明說。

　　作為嘗試，劉開明正幫助寶安區這家玩具廠建立一個工人委員會。10月25日，玩具廠500多名工人從50名候選人中，選舉出了26位工人代表組成工人委員會。此前，全體候選人接受了長達半年的培訓，包括如何演講和怎樣做好工人代表。

　　劉開明強調，這個委員會不是“獨立工會”，而是公司法規定的“工人委員會”，是工廠管理架構中的一部分。

　　“許多工會尚且形同虛設，工人委員會就能起到作用？”有人質疑。

　　劉開明的回答是：首先，工人委員會的委員全部從普通工人中選舉產生；其次，就在這個委員會籌建期間，工廠發生過兩次罷工，最終都以和平的方式解決了。

　　就在劉開明和他的團隊進駐工廠兩周后的一天，工人們打卡后沒有按要求去車間，而是匯聚到了車間前面的空地上。工廠老板與劉開明一同趕到現場。這位剛聽劉開明講完課的老板沒有像以往那樣對工人發火，而是心平氣和地問：為什么？

　　劉開明動員工人選出幾個代表，把他們的要求寫下來，到辦公室與老板商談。原來，工廠最近取消了周六加班，導致工人們收入減少。同時，食堂的伙食也越來越差。

　　老板當場答復工人代表，伙食問題馬上解決，保證恢復原來的水平。但加班問題是由于訂單減少的緣故，估計下個月才能恢復正常，希望工人能諒解。

　　“只要勞資雙方溝通順暢，許多沖突是完全能夠避免的。”劉開明告訴記者，這場罷工事件的解決，前后不到兩個小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