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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謝揚林采寫
真實的記憶，我們一起走過
總有一種聲音令人心潮起伏，她忠實地記錄著時代前進的軌跡。
總有一段記憶讓人思緒萬千，她真實地喚醒了走過的路與智慧。
原聲帶是最忠實的聲音和最真實的回憶，所以我們尋找并發現20年來，我們在共同開啟一個商業文明的時代。
1985～1988
我們甚至還不知道“市場經濟”的概念，大家摸索著在做一件事，擺脫貧窮，因為小平同志告訴我們，“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萌芽時期有些混沌，所以，會出現“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也出現了“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不過沒關系，我們已經在“抓住機會，發展自己”。
1989～1991
波浪式的前進真是顛撲不破的哲學道理，但商業文明的潮流誰也阻止不了，即便在沉悶的低谷，仍有“皇甫平四論”的吶喊。
經濟在這“三年治理整頓”、徘徊的時候沒有脫離軌道，得益于“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穩定壓倒一切”。也有人“崗位學雷峰”，用現在的話解釋，是因為這是你的船。
1992～1998
如果還有人問你姓什么，你可以智慧地回答：要起飛，就要“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砸三鐵”算是膽大，“公司熱”也算是步子快，《公司法》也及時出臺了。商業文明讓我們開始懂得“合理的物質獎勵”、“制度是決定所有活動的基礎”。初期也是民營企業“原罪”最集中的時候。也有語出驚人的說，“一個民間資產階級已經在經濟上形成”，不過別擔心，因為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已經形成并列入《憲法》中，決心“依法治國”。
有一位總理讓我們掌聲不斷，他要“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1999～2005
這個時代“要么戰勝狼，要么被狼吃掉，我們的回答是與狼共舞”，你也可以跑到“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只要你打出“注意力經濟”的牌，也許會達到“錢多了沒有用”的地步。如果你不喜歡狼啊狗啊的，你也可以給自己加個“CEO”的頭銜，然后用成功者特有的語氣說：“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可以不以為然地說：“單會賺本國的錢，不算什么本事。”還可以豪情萬丈地說：“進軍世界500強。”
商業文明的萌芽1985～1988
“工資與效益掛鉤” ——國務院 1985年1月5日
鐵飯碗，死工資。干工作講的是貢獻，談的是精神。可到了實際中，就成了干好干壞一個樣。那時有的企業也會攢點兒私房錢，偷偷地給員工一點兒福利。不過從這一天起，國家開始同意來點兒物質激勵了。1985年1月5日，國務院發出《關于國營企業工資改革問題的通知》，稱“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不過對額度作了嚴格規定，通常稅利增長1%，工資增長0.3%～0.7%，最多也不得超過1%。與今天某些CEO個人能拿到稅利額的近10%相比，那時的激勵真是毛毛雨，遠不構成刺激。不過，當時的工人們都很高興。
這一天，還發生了一件后來見證和影響中國市場經營的事情，《中國經營報》的前身《專業戶經營報》創刊成立。
“打破鐵飯碗” ——1986年
1986年9月9日，這一天起，新工人就沒有鐵飯碗了，國家公布了改革勞動制度的4項規定，涉及國企招工、待業保險、勞動合同制及辭退，改叫勞動合同制。不過在很長一段時間里，職工還是覺得，國企是簽合同制的鐵飯碗。直到1992年大砸“三鐵”時，才弄明白是來真格的。這之前，杭州飯店一個外籍經理想開掉21個合同制工人，被家長質問“我們的孩子犯了什么罪？”，這個老外才知道“在中國解雇一個人如此之難”。這一年，中國第一家國企破產，那時不叫破產，叫倒閉，或者關閉。沈陽防爆器械廠被收繳營業執照。倒閉后，廠長石永階自個兒當老板去了。活得滋潤。
“黑貓白貓，逮著老鼠就是好貓” ——鄧小平
四川有句俗語：“黃貓、黑貓，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貓。”1962年，鄧小平在農業問題工作會議上引述以說明，提出恢復農業的方法，需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這句話和“摸著石頭過河”一起廣為流傳，極具認識論意義。
“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 ——蛇口 1985年
這句話在1984年就烙在了蛇口，到1985年時已傳遍全國，但當時有很大爭議，有人看不慣，怎么動不動就談錢啊錢的。不過觀念還是沖擊了很多企業，全國各地的車間和辦公室常常可以看到這句口號。深圳人把這句話喊了出來，自己也成為最先富起來的一批，那些年，工業總產值以年均100%的速度飛起來，深圳國貿大廈三天一層樓的奇跡被人稱為“深圳速度”。
“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 ——鄧小平 1986年8月
“百萬大裁軍”和“軍轉民” ——鄧小平 1985年
集中財力物力先顧經濟建設這一頭，大裁軍也就成了必然。1985年，11個大軍區合并成了7個；31個軍級單位，4054個師、團級單位被減掉。
二汽實現了“軍轉民”戰略調整，這一年建成了年產10萬輛中型載重車生產基地，倪潤峰在綿陽的一家軍工廠做了廠長，從松下引進了自動化彩電生產線，開始為老百姓生產消費品，后來上了規模，居家過日子的都知道有個長虹。這一年，100多個軍用機場、碼頭開始軍民合用，上萬項軍工技術進入了尋常百姓搖?
“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民謠 1987年
社會主義的教授還很窮，都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可也說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教授不屬于先富起來的，先富的是那些做生意的，倒騰東西的。某大學教授發現自己的收入還比不上校門口賣茶葉蛋的老太太，讀書真是沒用，順口溜很多，比如“拿手術刀的不如拿剃頭刀的”、“造原子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窮教授給這種現象取了個名字，叫“腦體倒掛”。
“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待開張” ——民謠 1997年
都是窮日子過來的，誰都想成為先富起來的人。賣茶葉蛋比造原子彈掙錢，這也成了社會導向，老師下海了、詩人下海了，連哲學家、科學家也都往商海里跳。結果“淹死”的不計其數。消失30多年的公司又浮了出來，那時有實力的一般叫工廠，辦公司的一般是沒什么錢的，一個人的皮包公司也很多，既是員工，也是總經理。南方辦公司的比北方多。有一個黑色幽默的笑話，南方某市塌了堵墻，壓死10個，9個是公司總經理，還有一個是副總經理。
“去深圳淘金” ——蛇口風波 1988年1月13日
三個社會專家到蛇口座談，批評淘金心態，勸告大家講貢獻，講無私。可臺下的年輕人不再盲目聽從了，他們舉事實講道理，說淘金者好，淘金者建設了深圳。引起當年的大討論，稱是陳腐說教與現代意識的激烈交鋒。這場風波至少說明了一件事，年輕人也可以說話，以前可只有聽沒有說的份兒。
商業文明的蠕動1989～1991
“兩手抓，兩手都要硬” ——鄧小平 1989年6月9日
早在1982年廣東建立特區時，小平就說要兩手抓，一手抓改革開放，一手打擊經濟犯罪活動。不過這一次，他覺得不僅要抓，而且還要硬。1989年的6月9日，在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干部時，小平說“今天回頭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一軟一硬不相稱，配合得不好，講這點，可能對我們以后制定方針政策有好處。”
“崗位學雷鋒” ——福建省委 1990年初
“‘雷峰’同志無戶口，三月來了四月走”，年年只是來度假，是形式主義，福建省委于是想辦法落地，1990年初，提出把學習雷峰精神同做好本職工作結合起來，“立足本職崗位學雷峰”，他們還真形成了部分制度。《人民日報》的社評是“‘崗位學雷峰’很重要”。并認為，此舉有利于密切黨群關系、干群關系，符合穩定發展的需要，值得大力提倡。
“80年代看廣東，90年代看浦東” 與“要發財，下廣東”
1990年，浦東新區成立，不叫特區，叫新區，也是怕別的地方攀比。這之間，大家喊的口號是：“要發財，下廣東。”90年代大家也還這么喊，這以后就慢慢少了，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悄悄地趕超了珠三角。到2002年，長三角的GDP已經是珠三角的兩倍，又一年后，內地與香港建立更緊密經貿關系的CEPA簽訂了，廣東連忙拉起11個省，要建一個“9＋2”的泛珠三角，還想帶著大家南下去東盟發財。這兩句口號，道出了20年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脈絡之一。
“姓‘資’還是姓‘社’”與“皇甫平四論” ——上海《解放日報》 1991年
沉寂已久的姓“社”、姓“資”之爭，又活躍了起來。借問一問姓“資”還是姓“社”，有人懷疑經濟體制改革，反對市場經濟。有民營企業家以為風向要變了，忙著找掛靠，甚至有人說把企業都讓出去，甘做一職工。
皇甫平引起軒然大波，2月連發四論，稱要加大改革，要發展市場經濟、要再開放一些。
這個皇甫平是“黃浦江評論”之諧音。到小平南巡講話后，原作者之一透露，“皇”，閩南話與“奉”字諧音，“甫”為“輔”，為“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之意。四論是上海市委書記組織的。
“與國際接軌”——民間 1991年
“三年治理整頓”——1991年
本來是打算用兩年時間治理經濟環境和整頓經濟秩序的，結果用了三年多。1988年9月到1991年底，是我國經濟、政治的一個特殊時期。政府在這段時間前期做的事情有：對物價調控、兩次提高利息、壓縮社會集團購買力、壓縮基建規模、清理整頓各類公司(特別是康華等五大公司)；后來又做了如下舉措：對基礎產業投入、清理三角債、整頓雙軌制、調整結構。
商業文明的起飛1992～1998
“發展才是硬道理” ——鄧小平 1992年南巡
小平南巡時提出著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之說。大局需要穩定，經濟關系需要協調，但這兩者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大不過發展這個硬道理。
“翻兩番”、“奔小康”、“三步走”、“現代化”、“根本任務”、“一個中心”、“三個有利于”說的都是這個硬道理。到第三代領導人，還是講發展，江澤民說：“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此后經濟由冷驟熱，有1993年年中的整頓金融秩序和1996年的軟著陸，有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從1998年開始連續五六年的積極財政政策，還有如今的宏觀調控。
“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 ——鄧小平 1992年南巡
南巡離開深圳時，小平同志向碼頭走了幾步，突然又轉回來，向李灝說：“你們要搞快一點！”擔心中國錯過發展機會的心情可見一斑。小平鼓勵大家去“闖”、去“干”，他說“膽子再大一點，步子再快一點。”為了消除大家的擔心，他還說“基本路線要管100年，動搖不得。”對有些問題，先“不爭論”。
那一年，中國經營報社的文化衫印的就是這句話。
“馬在哪里都可以跑 ——1992年2月
“猜頭馬有獎平分賽”，深圳賽馬俱樂部開鑼了，分明就是“賭馬”，怕太刺激，不叫賭，叫“猜”。三個月后，廣州也開了賭馬場，一位攜女友前來的小伙子運氣，中了頭獎5萬元。這引起世界媒體的關注，他們說，這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在中國從來沒見過。廣州市長就回答了上面這句話，“馬在哪里都可以跑，它不姓“社”，也不姓“資”。”這是典型的活用小平同志的南巡講話，企業家們也得到了啟發，原來西方還有很多招數，可以大膽地拿過來用。
公司熱：“人人開公司，個個是經理” ——民間 1993年
小平讓大家“步子再快一點”，一夜之間身邊的人都去辦起了公司。包括上海在內的很多工商局營業執照都缺貨，每月上海工商局要發2000多個體執照和160個私營企業執照。1992年，全國登記的公司是48.7萬戶，比上年增加88.8%；1993年達到100多萬戶，成倍地開，僅中關村就開了3769家。全國約有12萬人為辦公司棄學、棄職、棄官，北京大學的南墻也被推倒建了商鋪。
除了公司熱，還有開發區熱、房地產熱、股票熱。美元漲、黃金熱、股市翻騰、集資債券遍地開花。到處是經濟泡沫。
一個叫沈太福的人拿出24%的利息違法集資10億元，掉了腦袋。皮包公司也很多，1995年查出三無公司73210戶，沈陽的三無皮包公司占了1／5。不過，也有人發財，據說，中國前30位億萬富翁中一半以上的富豪就是在那時發的家。
砸三鐵：“打破鐵交椅、鐵工資和鐵飯碗” ——1992年
“不能吃祖宗飯，斷子孫路” ——江澤民 1995年
經濟發展了，環境問題出現了，甚至出現黃河斷流。第三代領導人對發展才是硬道理考慮的更全面，經濟的發展，必須與人口、環境、資源統籌考慮，不但要安排好當前的發展，還要為子孫后代著想，為未來的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必須把實現可持續發展作為一個重大戰略。此后，江澤民曾先后6次親臨黃河考察。
“制度才是決定所有活動的基礎” ——遠大張躍 1996年
“小公司做事，大公司做人” ——聯想柳傳志 1996年
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一些企業已度過了10年之癢，要開始做大公司了，很多人開始認識到了這個問題，聯想的老總、雅戈爾的老總都這么說過。不過，怎么做人，意見一時也難以統一，那些年頭，聯想的柳傳志與倪光南干起架，四通的總工也和老總段永基較起真兒來。最后都按老總的規矩辦了。
“人民幣不貶值” ——朱镕基 1997年11月30日
“中國的低利率有助于提高出口商品的競爭力”。1997年，泰銖、印尼盾貶值后，有觀點如此認為。不過中國此時勇敢的承擔了避免亞洲國家經濟進一步滑坡的國際責任，朱總理說，中國可以通過其他方法保持出口和吸引外資的競爭力。人們恍然大悟，要說本次中國能獨善其身。還得歸功于朱總理1996年前果斷的軟著陸措施。
“國企三年脫困” ——1997年9月
20年的藥方一個又一個，“讓權放利”、“承包租賃”、“利改稅”、“撥改貸”、“優化組合”，每一次開藥，就有歡呼“活了”、“靈了”，結果還是不活不靈，效益下降，虧損增加。
“用三年左右的時間，通過改革、改組、改造和加強管理，使大多數國有大中型虧損企業擺脫困境，力爭到2000年底大多數國有大中型骨干企業初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屆一中全會提出了三年脫困的目標。有官員解讀：讓國有大中型企業走出困境的方法，就是加大國企“兼并”和“破產”的力度。
“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朱镕基 1998年3月19日
1998年3月19日，剛當選為國務院總理的朱镕基在記者招待會上一番慷慨激昂，說出了略帶悲壯動容話語：“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總理的話讓公眾意識到一個改革者在艱難前行時需要勇氣和魄力。
新商業文明時代1999～2005
“進軍世界500強” ——民間 1999年
從來沒那么多財富老總在中國同時出現過，“’99財富全球論壇”把他們召到了上海，惹的國內企業家也都往上海跑。一個沉寂多時的話題被再度提起，“中國企業離世界500強還有多遠。”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一批企業說要做大，進軍世界500強成了企業家們的時髦語，然后紛紛多元化，結果折腰無數。現在再喊進軍500強時，都會掂量掂量先。要有記者問起，標準式的回答是：“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好了自然就大。”
“在互聯網上，沒人知道你是一條狗。” ——民間 1999年
“59歲現象” ——褚時健 1999年
“當時新的總裁要來接任我，但沒有明確誰來接替。我想，新的總裁來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簽字權交出去了。我辛苦了一輩子，不能白苦，所以我決定私分了300萬美元。”年輕人沖著新經濟去造夢了，卻有上了年齡的國企老總在擔心自己的退路，紅塔集團褚時健出事了，這個把一個破爛小廠做成年利稅200億元的企業家，倒在功成身退的最后時刻。
企業家的價值是什么，如何對企業家進行激勵？
“國企改革是一個非闖不可，繞不過去的關口” ——江澤民
“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李昌平 2000年3月10日
一個九品，連官員都算不上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直接把信寫給總理了，“三農問題”被推向了時代的旋渦。
這種矛盾是注定的，追溯歷史，城鄉間的歧視政策有：戶口、糧食供應、副食燃料、住宅、生產器材、教育、就業、醫療、保險、勞動保護、人才、兵役、婚姻、生育制度。
“要么戰勝狼，要么被狼吃掉。我們的回答是與狼共舞” ——張瑞敏 2000年
“狼來了！”加入世貿前夕，財大氣粗的跨國企業就要向民族企業撲過來了。大家都在談論一個問題——“怎么辦”，人人自危。
青島一個叫張瑞敏的人想出了個招兒，他在海爾16周年、全球營業額406億的研討會上說，要使自己成為狼，才能與”狼“共舞，生存和發展下去。后來有人較真兒406億是怎么算出來的。不過不管是成為“狼”也好，披著狼皮也好，反正有一大批企業家們開始呼應，都要做“狼”去了。
“不做假賬” ——朱镕基 2001年4月16日
會計的公信正在被質疑。從不題詞的總理也坐不住了。4月16日，在視察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時留下親筆：“不做假賬”。一年后到香港世界會計師大會時，還是力勸行業。關于總理的題詞，有這樣一個故事，1997年9月，一老同學找上門，總理婉拒了，他說：“我一不怕你借錢，二不怕你求職，就怕你找我題字，因我有“五”戒，此其一也。”
“以德治國” ——江澤民 2001年1月
道德與法律一樣，是上層建筑的組成部分，并維護和規范社會，所不同的是，法治靠權威和強制，道德靠說服和勸導。江澤民因此認為，道德與法律規范應該結合。到2001年1月明確提出“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
第三代領導人提出的“三個代表”的建黨思想，以及“以德治國”與“依法治國”是相輔相成的治國方略。
“錢多了沒有用” ——劉永行 2001年
進入新世紀了，新一代的中國人的偶像已經由保爾轉向蓋茨——要賺錢。早十幾年就開始賺錢且賺到錢的人注意力卻已不在賺錢上，他們開始談社會責任，談賺錢的可持續性，那時的首富這么說：“中國的老祖宗說過，富不過三代，錢多了沒用，留給后人，讓他們不思進取。在競爭的社會，人不優秀，財富是不會持久的。”
“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 ——任正非《華為的冬天》 2001年
“單會賺本國的錢，不算什么本領，有本領，就要去占領國際市場，賺外國人口袋里的錢”
——魯冠球 2002年
“原罪” ——民間 2003年
楊斌、周正毅等富豪紛紛落馬，上富豪排行成了地雷，這扯出了原罪話題，三種人發了財，上世紀80年代倒買倒賣的人，80年代到90年代原始積累起來的人，90年代后靠風險投資搞新經濟的人。民營企業財富積累的初期不容易，柳傳志說，聯想在1994年前，有50%的精力用在對企業環境的適應上。
現在，有問題的大部分民營企業都“從良”了。馮侖在1995年～1996年開始談原罪問題，算是最早的一個。
不過原罪到現在都還有，張維迎語出驚人：“中國的房地產商30%是大騙子，30%是中騙子，30%是無意識的騙子，10%是好的”。
“你把所有人都得罪了，也就誰都不得罪了” ——李金華 2004年
這是國家審計署署長的辯證法，被媒體稱為李金華的官場哲學，審計報告曝光，李成為公眾焦點。
“我的意見不能成為主流那是國家的悲哀” ——郎咸平 2004年
濃郁的四川口音，一本正經的告訴別人，“做人要厚道”。
這個經典話語出自賀歲導演馮小剛，電影的主人公嚴守一是“有一說一”的主持人，“實話實說”的崔永元火了，稱馮不厚道。
這些年，上億的人在使用手機，《手機》把手機比作手雷。倒應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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