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于鄭俊懷這一級別的人物，在沒有掌握充分的證據之前，公安機關是不會采取公開行動的。因此，鄭俊懷的被刑拘，就意味著他不可能再有什么清白之身。從目前披露的消息來看，鄭俊懷及他的高管團隊涉嫌犯罪的主要事實，是通過不同渠道、采取不同方式，轉移公司資金回購本公司股份，以達到“曲線MBO”的目的。考慮到不久前國資委對大型國企MBO的叫停，及對中小型國企MBO條件的嚴格規定，伊利風波在此時引爆，似乎又具有了某種指標性的意義。
當地政府未派員接管而比較讓人欣慰又不無意外的是，鄭俊懷等人出事之后，當地政府并沒有以派員接管的方式，直接介入企業的整頓和經營，而是按照公司治理的規則，迅速組成新的董事會，并由原管理團隊中未曾涉案的成員繼續主導企業運營。按照過去的一般經驗，對于伊利這樣一個面臨危機的大型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地方政府直接插手也并不讓人意外，于是人們很難相信當地政府確如伊利現任總裁所說，只是協助企業進行物資調配、運輸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到目前為止，地方政府的關注和救助行為，畢竟還都是以間接的方式進行。在日益強調市場經濟規律，強調公司法人化治理的大背景下，這樣的做法顯然更有助于公眾重建對伊利的信心。比照廣東佛山市三水區政府對健力寶公司強行接管引發的亂局，伊利風波到目前為止的發展，確實有值得慶幸和總結之處。
如何“善代”創業型國企企業家?而在伊利風波的起因基本厘清，其風波也初見趨緩跡象的時候，再次審視鄭俊懷等人的行為及更深層的原因，則一度喧囂而又歸于沉寂的“郎顧之爭”，似乎有必要再次提起。呼和浩特市回民奶食品加工廠經過20年的飛速發展，蛻變為中國奶業老大的伊利集團，而一手創造這一奇跡的鄭俊懷，也就成為郎咸平所稱“保姆”的典型代表。而不管是出于對金錢的欲望，還是對企業控制權的執著，一旦“保姆”不再安于為他人料理家務時，“登堂入室”就成了最強烈的欲望和最首要的目標。而且由于“保姆”的前定身份，其由“仆”變“主”的過程，在大多數時候都很難以合法的手段實現。而不管是郎咸平提出在強化信托責任的前提下，給予國企高管以符合其貢獻的待遇，還是郎的對立面所提出的，要以給予改制“方便”的方式加以“善待”的那些企業家，其所指都是鄭俊懷這一代在國企發展中起著特別作用的創業型企業家。作為一個特殊的群體，這些人既非傳統的國家干部，也不是標準意義上的職業經理人。而鑒于他們在中國經濟發展的初始階段所做出的獨特貢獻，無論今后國有企業如何發展，或以何種方式進行所有權改制，都必須充分考慮到這批企業家的獨特身份，和可能存在的微妙心理。現在，鄭俊懷和他的高管團隊以一種“自殺”的方式，退出了伊利集團今后的發展，倒在客觀上為伊利按照更加規范的方式進行公司治理化解了難題。有媒體評論稱：“年輕的潘剛作為職業經理人執掌伊利帥印，未來將是國企高管可以模仿的一種形象。”其意所指，大概也就在這里。但鄭俊懷的退出方式畢竟只能是個例，對更多奮斗半生又奉公守法的“干部企業家”們來說，在位時能夠得到恰當的酬報，退位時能夠心安理得，應該是國家和社會對他們最大的善待。國企改制過程需要解決諸多問題，如何善待這批創業型企業家，只是問題之一。MBO曾經被視為“一攬子”解決問題的途徑之一。但一度盛行的暗箱MBO或曲線MBO，被事實證明不但必然地造成國有資產流失，引發群眾和股東的不滿，對于企業家本人也是前景不明的陷阱。至于什么方式才能做到既能促進企業發展，又能杜絕國有資產流失，還能善待企業家，需要更大的智慧。而就眼下而言，嚴格實現政企分離，發現、使用、培養可以服務于國有企業的職業經理人，可能是當務之急。否則如果再培養出一批官商難分的特殊企業家，則將為今后國企的經營或改制，制造新的難題。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當地政府對伊利風波的處理方式顯得頗有遠見———政府與企業及企業管理者之間相對清晰的關系，至少不會為伊利再送去一個“鄭俊懷第二”。據《北京青年報》(觀宇/編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