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本報記者 黃一琨 北京報道

　　2004年11月16日，權威的專業(yè)體育媒體《體壇周報》甚至已經用套紅的大號字做好了頭版標題——“中國出線”。雖然局勢已經很不樂觀，但是中國隊的對手香港隊極其漫不經心的賽前表現(xiàn)讓所有的人在幾天之內重新開始樂觀。

　　經歷了男足奧運會預選賽失利，女足奧運會零比八慘敗，中超聯(lián)賽陷入崩潰，在2004年這個中國足球的災難之年里，中國國家隊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如能僥幸出線，則多少可挽救中國足協(xié)殘存的最后一點權威。為此，被稱為國家體育總局三大福將之一的總局局長助理肖天也來到了球場。

　　11月17日晚九點，比賽開始了。中國隊和科威特隊面對各自十分配合的對手，展開了進球表演。短短九十分鐘，廣州和科威特城的比分各自變化了七次。

　　中國隊最終未能創(chuàng)造奇跡。晚23點，科威特隊以一個進球數(shù)的優(yōu)勢宣告中國隊“死亡”。在其他運動項目中總能與金牌有緣的肖天再一次失靈了，上一次是在國奧隊的賽場邊。

　　而對于以國家隊的戰(zhàn)績?yōu)橹饕�政績指標的中國足協(xié)來說，2006年的德國世界杯已經遠去。在2005年及隨后幾年，由于沒有重大比賽，他們只能選擇落寞。當然激烈的批評聲永遠無法讓他們從大眾的視野中消失。

　　悲喜再回首

　　在失去出線權后的一個多小時里，負責主場工作的中國足協(xié)副主席南勇站在天河體育場里，凝望著身前在混合區(qū)里接受采訪的一干落寞身影，感嘆道：“時間過得真快啊，2001年10月7日那天發(fā)生的事情好像就在眼前，雖然已經過去了3年零40天……”

　　這一天，中國足協(xié)常務副主席閻世鐸不在廣州。

　　第二天開始，《體壇周報》開始連載長篇文章《審判閻世鐸》。

　　2001年10月7日晚，閻世鐸和南勇都在沈陽。而那一天晚上勝利和歡慶的氛圍似乎讓人覺得，此情此景本不屬于中國足球的慘淡歷史。

　　那晚，沈陽五里河體育場全場爆滿、國旗漫卷，球迷們以難得輕松的心情等待著享受一場酣暢的勝利。隨著于根偉的一腳掃射，中國隊1球戰(zhàn)勝阿曼，提前兩輪取得世界杯出線權。2001年成了一個“歷史的假期”，中國隊世界杯出線作為一例佐證，常被煽情的媒體放在中國入世和申奧成功之后，也成了一個國家社會生活的大事。

　　但這是中國足球市場化改革的勝利嗎？職業(yè)聯(lián)賽為國家隊長期集訓讓步的事實表明，這是一場以破壞職業(yè)聯(lián)賽和職業(yè)足球規(guī)律為代價獲得的勝利，是舉國體制扭曲職業(yè)市場的勝利。由于這場意外的勝利，使得中國職業(yè)足球的崩盤晚到了三年。

　　即使在當年，人們好像對這場勝利也有著充分的認識。2001年10月25日在五里河體育場舉行的盛大慶功會上，歌手姜育恒在觀眾的要求下返場《再回首》時，導演以“時間有限”為由制止，轉而安排中國足協(xié)官員馮劍明講話。“我們不能忘記1992年的紅山口會議——”馮劍明剛開口，觀眾就是一片噓聲。主持人幾次圓場后，觀眾仍不買賬，直到姜育恒唱完第二首歌后，馮劍明才得以繼續(xù)自己的發(fā)言。

　　馮劍明提到的1992年召開的紅山口會議被稱為中國足球的“遵義會議”，雖然更希望聽到《再回首》的觀眾遺忘了它。但是再回首時，紅山口會議確實是中國足球最重要的轉折點之一。在紅山口，中國足球定下了徹底變革體制的決心。時任國務委員的李鐵映對這次會議指示說：“中國足球必須建立職業(yè)俱樂部體制，自己養(yǎng)活自己。” 會后，通過22份文件，中國足球職業(yè)化的大幕徐徐拉開。

　　閻世鐸與“反黑”

　　直到今天，細心的人們才發(fā)現(xiàn)，紅山口足球工作會議的合影中有一張當時大多數(shù)足球記者都認不出、而如今卻長期占據(jù)足球版重要位置的面孔，他就是閻世鐸。

　　那時，閻世鐸還是國家體育總局政策法規(guī)司的年輕人。閻世鐸歷任副處長、處長、副司長、司長，10年之間步步高升。他在任期內，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體育法》的起草工作，歷時8年。在體育法規(guī)尚在摸索中的中國，他屬于較為超前的體育管理人才。

　　閻世鐸2000年剛來到中國足協(xié)的時候，低調的在全國范圍內進行調研。調研結束后，2000年8月20日至22日，閻世鐸在濟南出席甲級俱樂部及地方足協(xié)座談會，與各地代表見面。人們發(fā)現(xiàn)，與前任王俊生相比，初來乍到的閻世鐸不僅干勁十足，而且談吐不凡，對于已經審美疲勞的媒體來說有著磁石般的吸引力：他能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室里朗誦莎士比亞的詩，他會用唐詩宋詞來比喻中國足球的環(huán)境。面對假球、黑哨橫行的現(xiàn)象，他提出“亂世須用重典”，對不服當時男足國家隊主教練米盧的人“殺無赦，斬立決”。這在足球界人士中實屬罕見。

　　以國家體育總局辦公廳主任的位置來到中國足協(xié)的閻世鐸，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時間就取得了前任夢寐以求8年卻不遂的成就。據(jù)說，當時體育總局已經在討論把閻“轉正”——取消官銜前面那個“副”字，擔任中國足協(xié)主席兼局長助理。

　　可是，中國足球的幸福時光總是那么罕有和短暫，閻世鐸幾乎還沒來得及享受那種巔峰快感，一場似乎突如其來的“反黑”風暴就逆轉了一切。

　　問題出在2001年10月6日，中國國家隊出線的前一天，甲B聯(lián)賽賽場上出現(xiàn)了4支球隊赤裸裸的打假球事件。其實早在2000年底，甲A聯(lián)賽中沈陽和重慶隊的比賽就發(fā)生了這樣的丑聞。《足球之夜》制片人張斌在節(jié)目中把假球的錄像放了好幾遍，勇敢地說：“還需要證據(jù)嗎？”

　　其實在此前的一輪比賽中已經出現(xiàn)了苗頭，但是足協(xié)像2000年底一樣，對打假球的一方定為“消極比賽”，進行輕微處罰。足協(xié)的懲戒不力無形中鼓勵了更猖狂的造假，于是就有了最后一輪4隊競相打假球一幕的發(fā)生。雖然足協(xié)迅速開出了巨額罰單，懲罰和震懾了造假者，然而，事態(tài)并沒有平息，反而引出了一場更大的風波。2001年12月13日，民營吉利集團在退出足球的同時，狀告足協(xié)侵犯名譽權。后來，綠城老板宋衛(wèi)平爆出更大“猛料”，主動承認曾不止一次地向不止一個裁判送錢。宋衛(wèi)平稱，綠城不僅保留著收錢者名單，甚至還有某裁判的悔過信與退回的4萬元贓款。

　　宋衛(wèi)平撼動了整個足壇，他揭開了一個人所共知，卻沒人敢公開揭穿的事實——中國足球確實非常腐敗，確實存在大量假球、黑哨。

　　這時，一直奉行鴕鳥政策的足協(xié)再也坐不住了，裁判委員會主任李冬生飛抵杭州，拿走了那張黑名單和那封悔過信。2002年12月6日，閻世鐸親赴杭州，與宋衛(wèi)平和陳培德達成了共同“反黑”的君子協(xié)定。幾乎所有人都以為一場徹底摧毀中國足球黑勢力的雷霆風暴即將到來，惟有吉利集團的老板李書福根本不信。這位以“造車狂人”著稱的民營企業(yè)家一如既往地直言不諱：足協(xié)“打黑”能公平嗎？要人信服，首先要管好自己。

　　中超生死劫

　　事實證明，這個精明的溫州商人是正確的。盡管閻世鐸等足協(xié)高官到處信誓旦旦地表示，一定要將“反黑”進行到底，有關方面似乎也在行動，但最終結果卻是，幾乎所有人都平安無事，只有寫了悔過信、主動退回黑錢的裁判龔建平成了第一個也是最后一個受到法律懲罰的人。2004年7月11日，因為巨大的心理壓力，龔建平在北京去世。遠在杭州的宋衛(wèi)平說：“我對不起龔建平。”

　　此時閻世鐸正忙著把中超聯(lián)賽和“人民足球”的概念付諸實施。但是閻世鐸沒有想到的是，導致中超崩盤的導火索——2004年10月2日的國安罷賽正源于對瀆職裁判的姑息遷就。知情人士對記者說，那位裁判的判罰本是技術問題，但此人是業(yè)內出了名的“黑哨”，在龔建平事件時退過贓，但是卻沒有受到龔建平式的懲處，而在這樣的裁判身上吃啞巴虧，自然會讓國安們怒火萬丈。

　　其實從一開始，2004年的中超聯(lián)賽就沒有顯示出圓滿成功的兆頭。而閻世鐸也開始慢慢耗盡了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公眾和俱樂部的信任。

　　2004年5月16日，中超聯(lián)賽終于開幕，沒有想象中的盛大場面，由于中國足協(xié)下屬的商務開發(fā)公司能力低下，聯(lián)賽在慘淡的氣氛中開場，權威的央視沒有一個畫面、一句報道，精心準備的揭幕儀式也被通知盡量簡化。這并非是閻世鐸不想熱鬧，不愛排場，而是出線工程遇到了大麻煩，他已沒心思關注中超了。

　　2004年底，中國足協(xié)和俱樂部投資人仍然繼續(xù)以吵架爭奪中國足球改革的主導權。閻世鐸開始更多的依靠國家體育總局和地方體育官僚對峙有備而來的投資人們。

　　足協(xié)常務副主席閻世鐸已經不是那個血氣方剛反對舉國體制的閻處長了。出線足球成了他的惟一選擇。當體制的沉疴被刻意回避以后，閻世鐸的主要工作就是提高國家級運動隊的成績，同時為聯(lián)賽貼金，聚斂人氣。

　　失敗誰之過？

　　全力以赴保證出線足球成了一種危險的誘惑。閻世鐸上任不久，在2000年12月提出2001年中國足球甲A聯(lián)賽取消升降級，這一建議得到了國家體育總局高層的認可。而第二年的聯(lián)賽也被國家隊的比賽分割得四分五裂。人們認為這只是一個足球“門外漢”的行為，并且因為2001年的勝利而淡忘了這一切。然而這種無視和踐踏足球規(guī)律的舉措?yún)s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現(xiàn)了。

　　為了保證足球出線，足協(xié)不惜破壞自己精心準備的中超聯(lián)賽。可憐的中超，先是被迫給國奧隊讓道，使得中超聯(lián)賽成為世界職業(yè)足球史上罕見的5月份開賽的聯(lián)賽，然后是亞洲杯和世界杯預選賽無休止的肢解。可笑的是，被閻世鐸們給予希望，并作為主要政績憑借的國奧隊3月就出局了，但是中超卻只能按照原計劃一直等到5月國奧比賽全部結束時才開賽。

　　2004年3月，備戰(zhàn)4年、耗資巨大的國奧隊，僅僅打了兩場比賽后就在事實上出了局。閻世鐸不明白的是，這群四年前才華橫溢的年輕人，為什么經過四年長期集訓，技術水平反倒出現(xiàn)了駭人聽聞的倒退。而他們明明是按照足協(xié)的要求，每天早上空腹跑完萬米。這不正是按照體育總局的要求，首先是“三從一大”，然后再談科學訓練嗎？

　　這樣的外行越位指導并不奇怪。在足球產業(yè)化成為一種注意力、一種財富之后，體育總局的相關官員開始更多地介入其中。在訓練方法上，最近幾年中體育總局多次發(fā)出指令，要求足協(xié)借鑒“優(yōu)勢項目的經驗”，強調“艱苦”、“三從一大訓練法”等傳統(tǒng)精神。每當中國足球遭遇失敗，常常就有體育總局官員試圖以傳統(tǒng)體育模式下的經驗，來糾正它的“彎路”。

　　去留兩徘徊

　　接下來新生的中超一出生就劫難不絕，球迷越來越少、賭球愈演愈烈、資本紛紛出逃，到了秋天，更鬧出了史無前例的罷賽風波以及資本革命。不管這場風波如何收場，都改變不了中超崩潰，所謂的“閻世鐸新政”失敗的事實。隨后就是中國男足國家隊的失敗，閻世鐸仍然沒有逃脫他的所有前任的宿命，而這宿命，無論是金牌教練袁偉民還是滿腹理論的閻世鐸，都無法扭轉。

　　2002年，經過閻世鐸和中國足協(xié)長時期的籌劃，中國足協(xié)“百隊百萬青少年足球工程”正式啟動。工程梗概是，將全國劃分為9個大區(qū)，建立各自的青少年訓練體系，爭取每年有12萬青少年接受訓練，每個大區(qū)有100支球隊參加正規(guī)比賽。為此，中國足協(xié)每年向每個大區(qū)撥款100萬元，總共900萬。

　　這個計劃看起來很美，實施起來卻困難重重。最大的問題出在組織管理方面。按規(guī)劃，將實行從中國足協(xié)到大區(qū)足協(xié)再到城市足協(xié)的三級管理，但閻世鐸似乎忽視了：所謂的大區(qū)足協(xié)根本不存在，省市足協(xié)也不像中國足協(xié)那樣——是一個有職有權也有充足經費的一級政府管理部門。即便是中國足協(xié)，一個青少年部幾號人也根本協(xié)調不了那么龐大復雜的工程。

　　與前任相比，極富理想主義的閻世鐸曾經把精力放在了寂寞的、但是功在未來的基礎建設上。但是這種不動根本的變革還是失敗了。從那以后，閻世鐸的精力就放在幾個樣板工程上：國家隊、國奧隊、中超，但命運還是一樣。

　　《體壇周報》首席評論員周文淵說，閻世鐸的致命缺陷是，“他能看到問題所在，也愿意動手解決。然而，一方面，他以及他所能依靠的那個團隊的執(zhí)政能力遠遠低于成就那些偉大工程的要求；另一方面，閻世鐸依然奉行精英治國的傳統(tǒng)思維，企圖用行政的辦法和力量去做那些應該由市場做的微觀事務。當事情進展不順利時，他自我反省的結論是：行政的權威還不夠，資源的掌握還不多，因而必須追求最大的集權，最終走向獨裁和專權。”

　　有消息說，到年底合同期滿后，閻世鐸將轉崗其他部門。來自體育總局內部的消息也說，有3個司局級位置可供選擇，其中以人事司最有可能。然而最新的消息是，由于在處理與投資人的爭端時表現(xiàn)出來的能力，閻世鐸將繼續(xù)留任。

　　擔任中國足協(xié)主席12年之久，袁偉民在2004年12月告別體育總局，光榮退休。對于領導們寄予厚望的閻世鐸留下的攤子，人們只知道，聽取國安罷賽的匯報后，“袁偉民局長神色穆重，把罷賽事件定性為：性質惡劣，社會影響極壞，必須嚴肅處理。”

　　離去的袁偉民身后留下的是雅典奧運會上舉國體育登峰造極的表現(xiàn)，當然，除了這個令人難堪的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