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鄂溫克“酋長”

　　-本報記者 晏禮中 內蒙古報道并攝影

　　瑪麗亞.索不知道什么叫“生日”。

　　在內蒙古根河市郊的敖魯古雅鄂溫克民族鄉，盡管大家都知道這個德高望重的老太太就出生在大興安嶺的原始森林里，但沒有人知道那是哪一年，更沒人知道那是哪一天。

　　森林里的鄂溫克人從來沒有日歷。瑪麗亞.索從來沒過過生日。

　　人們推算她八十多了，這是以山下她的同輩人做參照的。

　　每隔個把個月山下就會上來一些人。有來賣馴鹿的外鄉人，有來送生活用品的鄉里干部，有來搞采訪的記者，有來進行科學研究的社會學者，還有來做畢業論文的學生。他們從不刻意地告訴瑪麗亞.索今夕是何年，她也從來不問。什么都不問。外面的世界從來就沒引發過她的好奇心。她聽不懂他們講的話。她是鄂溫克最后一個不懂漢話的人。

　　瑪麗亞.索并不是年紀最大的。有個叫瑪麗亞.布的老姐姐比她大得多，有一百多歲了。瑪麗亞.索有時候會替她難過，因為好多年前瑪麗亞.布就被子女送進了山下的敬老院。瑪麗亞.索不想知道敬老院是什么樣，因為她不會去。去年夏天，山下曾來了好些人，說是根河市的干部，他們說，借助生態移民政策，國家花了1200萬元在市郊給鄂溫克人興建了新敖鄉。然后，拿出一張紙說，同意下山就按手印，還發搬遷費。在她的記憶里，山下人張羅幫他們定居已經是第四次了。

　　被收了槍的瑪麗亞.索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她那張用樹樁支起來的木板床上，戴著藍色的頭巾和老花鏡。中間是座鐵皮火爐，干枯的棒柴總在里面熊熊地燃燒著，爐上的大鍋里煮著一成不變的白菜燉豬肉。盡管帳篷外的氣溫低達零下三四十度，可帳篷的門還是總開著，午后的陽光在白雪皚皚的森林間飄浮。我們一起坐在她那凌亂而簡陋的帳篷里已經四天了。她每天都那樣坐著，一邊嗑瓜子，一邊跟我聊天，柳霞坐在她旁邊，做我的翻譯。每天，瑪麗亞索的臉上都會劃過一絲孩子般的笑容。那是“強納咕”來的時候。“強納咕”會突然飛進來從地上銜一顆瓜子走，那是一種長著藍色羽毛的小鳥。

　　全鄉231名鄂溫克人都按了手印。瑪麗亞.索沒有按。瑪麗亞.索還住在離新敖鄉300多公里的原始森林里和幾個追隨她的獵民在一起。作為亞洲惟一一個飼養馴鹿的民族，他們丟不下這些半野生的動物。當然，這也是他們的財富。在獵民點上，瑪麗亞.索是最有錢有勢的。她有三百多頭馴鹿，按照一頭五千元的市價，她有一百五十萬的家產。而其他人最多只有幾十頭。馴鹿是半野生的，平時放養，每隔三五天找回來喂喂鹽，才能聽話。馴鹿什么時候在什么地方找苔蘚吃，只有瑪麗亞.索最清楚。瑪麗亞.索能指揮獵民點上的獵民把它們準確地攆回來。獵民都需要她，也都聽她的。德高望重的她成了獵民點上的“點長”，后來，外面的人說他們是中國最后的狩獵部落，于是，他們改叫她“酋長”。

　　下山的人越來越多，山上的人越來越少。好多人都說，如果瑪麗亞.索沒有了，這個獵民點也就散了。跟隨瑪麗亞.索養馴鹿的現在只剩三人：維佳、柳霞和毛榭。

　　在瑪麗亞.索的回憶中，不曾有過哪年哪月這樣的時間單位。歷史對她來說，就是和說不同語言的人打交道的各種場景，這些操著各種語言的人常常迅速而連貫地閃過她的腦海。盡管如此，她也并未感到具體場景和她重溫過去場景之間的差距，因為她的記憶并不把每一場景都考慮在內，而是跳過那些不值得記憶的卻被山下人津津樂道的歷史事件，只照亮打獵、馴鹿和莽莽的大興安嶺。

　　小時候，瑪麗亞.索像生活用品一樣被媽媽放在樺樹皮做成的框子里，讓馴鹿馱著來回搬家。大一點，她開始跟在馴鹿和獵狗后面在森林里奔跑，腳下是松軟的泥土和森林里各種草木的清香。她有兩個哥哥、七個弟弟，她喜歡和他們一起去玩滑雪板，一起在森林里捉迷藏。

　　再后來，哥哥弟弟們去上學了，在奇乾，好多鄂溫克小孩和日本小孩一起學日語。大人們則一撥一撥地去接受日本人的軍事訓練，在布洛固鳩山上的“關東軍棲林訓練營”(1940年)里。瑪麗亞.索從沒上過學。媽媽喜歡自己這惟一的姑娘，在她眼里，兒子們只知道回來吃現成的，而瑪麗亞.索能幫她打列巴(鄂溫克人的馕)、劈柴、挑水、做飯、縫補衣物。瑪麗亞.索很能干，媽媽得把她留在身邊。

　　那時候，大哥昆德伊萬常領一些日本軍人來他們家的撮羅子(鄂溫克人的帳篷)。士兵站在門口不進去，一個名叫原野的軍官則和帳篷里和家中的男人們一起喝馴鹿奶、吃列巴、聊天。原野從來不喝酒，但喜歡吃瑪麗亞.索打的列巴。

　　大哥昆德伊萬是瑪麗亞.索的偶像，他不僅是族里優秀的獵手，還會說日本話、蘇聯話和漢人的話。瑪麗亞.索不清楚大哥是什么時候當上鄂溫克人領袖的，但她記得有一次，大哥召集了好多鄂溫克獵民開會，并在會上大聲說：“一個人為一個部落可以做出犧牲，一個部落可以為一個民族做出犧牲，一個民族可以為一個國家做出犧牲。今天，戰！剩下一個也不要放下武器，把日本人從大興安嶺趕出去……”

　　原野不再來吃她打的列巴，也不再是大哥的朋友，大哥開始帶著鄂溫克人打日本人，用蘇聯紅軍給的槍。大哥作戰很英勇，曾帶著15名鄂溫克獵民，在艾牙蘇克河搜索到21名日本兵，經過激戰，打死了13名日本兵和一匹軍馬，繳獲了不少槍支彈藥和8匹軍馬。其余8名日本人被追趕到金河附近，全部被擊斃(1945年)。

　　日本人被趕走后沒多久，瑪麗亞.索結婚了。丈夫叫拉吉米，比她大得多，拉吉米家的馴鹿也比她家多得多。結婚那天，大哥帶了兩個蘇聯軍官來喝喜酒。蘇聯軍官送了兩張畫算是結婚禮物，一張是一個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男人，另一張是一個抱小孩的女人，他們說，男的叫耶穌，女的跟她的名字一樣，也叫瑪麗亞。蘇聯軍官還告訴她這兩個人也是神，東正教的神，要和鄂溫克人的瑪魯神放在一起。蘇聯軍官還說：“我們要走了，這里要成立新政府，來的也是跟我們一樣的共產黨，他們會對你們好的。”

　　1957年，在奇乾成立了鄂溫克民族鄉，說這是鄂溫克獵民第一個自己的政權。工作隊開始讓鄂溫克人下山定居，最初只有兩戶，但慢慢地，人越來越多了，小孩子們開始學習漢語，跟漢族人通婚。

　　瑪麗亞.索沒聽說過國民黨，不知道蔣介石，但她知道毛澤東。有一次，鄉里的孟書記給她帶來了三件東西：一本紅皮書，一枚人像章，還有一把小口徑步槍。孟書記說，書是毛主席寫的，像章上的人就是毛主席，加上槍，都是毛主席送她的禮物。她興高采烈地把那本看不懂的書收好，戴上毛主席像章，背起嶄新的小口徑出了門，迎著逗弄她的雪花，踩著軟綿綿的積雪，她睫毛濕濕的眼睛開始在林間尋找著獵物。走了一天，她打回來五只灰鼠和一頭馬鹿。她喜歡毛主席。

　　大哥見過毛主席，還有周總理，大哥和他們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吃過飯。瑪麗亞.索記得大哥給她看的那張照片。作為鄂溫克的民族領袖，大哥當了官，先是內蒙古第四區人民政府的區長，后來是額爾古納左旗的旗長。大哥雖然很忙，但一有空還是會進山來看她，給她帶山下的東西，她也會拿一些獵物讓大哥帶走。大哥喜歡自己這惟一的妹妹。可后來，大哥不來了，山下上來的人說他死了，被一些叫做“紅衛兵”的小孩打死的。山下的人說現在是“文化大革命”，還說了好些人的名字，說他們都死了。瑪麗亞.索很難過，她覺得那些名字都是好人。

　　她愛吃肉。但不是山下的豬肉，而是松鼠肉、雪兔肉、狍子肉、飛龍鳥的肉。丈夫去世前從來沒讓她斷過肉，撮羅子周圍的樹枝上掛滿了各種獵物的肉，吃也吃不完。丈夫是五年前病死的。那年，瑪麗亞.索把耶穌像拿了下來，跟丈夫一起埋進了林子里。事實上，她自己也是個好獵手。直到六十多歲的時候，她還經常帶著維佳去打獵，那時候維佳只有馴鹿那么高，是大哥警衛員的兒子，按照輩分，維佳叫她“姥姥”。那時候她的耳朵不太好使了，但依然還有獵人的眼睛。一老一小打獵時常是這樣：她問維佳，“飛龍鳥在哪邊叫呢？”“那邊”，砰的一聲槍響后，她拍拍維佳的腦袋：“找去”，一會兒，維佳把飛龍鳥舉得高高地喊：“姥姥，一個”。

　　瑪麗亞.索不像原來那么喜歡維佳了。除了開飯的時候，已經37歲的維佳現在很少待在她的帳篷里。

　　維佳搖搖晃晃滿身酒氣地走進她的帳篷，在短短的一瞬間，瑪麗亞.索會失去老邁的姿態，一把抓住他的衣領，怒斥著掄起自己干癟的拳頭狠命地砸在他背上。

　　瑪麗亞.索不清楚鄂溫克人是在什么時候養成酗酒的習慣的。在她的記憶里，過去的鄂溫克人只在過節或有客人的時候才喝酒，不像現在，好多人從來沒有清醒的時候。

　　瑪麗亞.索從來不喝酒。她五個子女中的兩個都是醉酒后意外身亡的。

　　她恨透了這種奪去了她親人和無數族人生命的東西。

　　維佳從來不抱怨瑪麗亞.索對自己的打罵。挨打的時候，他總想起大姐柳芭，鄂溫克的第一個大學生，從中央民族學院美術系畢業的內蒙古人民出版社美術編輯。大姐不喜歡城市，她想親人、想山里的馴鹿和狩獵的生活。她開始酗酒。1992年，她回到山里。然而，山上沒有音樂、電視和美術展……2003年8月11日的下午，有人發現大姐淹死在不到膝蓋深的哈烏河里，岸邊還有一堆沒洗完的衣服和一個裝白酒的空礦泉水瓶。

　　維佳覺得大姐的人生像痛苦的鐘擺，在城市和山林間來回擺動，而自己的人生像大姐。1995年大姐把他送去中央民族學院學國畫，但他也不喜歡城市，他也酗酒，跟藏族人打架，被開除，他也回到獵民點，天天在生理和心理上麻醉自己，用那些劣質而廉價的白酒。

　　與大姐不同的是，維佳現在還活著。37歲的他依然是條光棍。他不下山。大多數時候，他都睡在自己用松樹桿搭的簡易床鋪上打著盹，時而打個酒精中毒式的嗝，然后在潮濕的疼痛中醒來。他的床下有一個小包，那里面曾塞滿了他創作的畫和寫的詩。

　　“一段古老的傳說正在消沉，他們在美好時分受盡命運的欺凌。苦痛更新，哀嘆又升……鹿鈴要在林中迷失，篝火舞仍然在飛轉，樺皮船漂向了博物館，那里有敖魯古雅河沉寂的濤聲……”這是其中的一首詩。

　　一次酒后，他把它們都燒了。他不再畫畫，不再寫詩。他繼續喝酒。

　　和瑪麗亞.索一起，維佳已經生活了二十多年。還有自己的二姐柳霞。43歲的柳霞也喝酒，但喝到酒的機會不多，她跟瑪麗亞.索住一個帳篷，瑪麗亞.索總盯著她做飯。有時候，她會偷偷跑到維佳的帳篷里跟弟弟一起喝幾杯。喝多了的時候，她會坐在弟弟的床上，搖搖用手托著的腦袋開始反復叨念自己十二歲的兒子雨果。丈夫在雨果不到一歲的時候就死了。前年，政府把雨果送去了無錫的一間寄宿學校。夏天時，柳霞專門下山給兒子打了個電話。她問兒子：你想獵民點嗎？兒子說，不想。她問：你想媽媽嗎？兒子說，不想。她問：雨果，你究竟是誰的兒子？兒子說，我是祖國的兒子。

　　對瑪麗亞.索來說，喝酒最大的可惡，是把她的槍喝沒了。

　　阿龍山鎮的林業公安沒收了所有獵民的槍，包括那枝毛主席送她的。起因是一個叫達瓦的鄂溫克獵民喝酒后又去森林管護站要酒喝，管護站的人不給，達瓦就拿槍威脅。于是，公安開始沒收獵民的槍。

　　收槍的時候，瑪麗亞.索急壞了。她第一次著這么大的急。毛主席送的槍怎么能收呢？獵民沒有槍還叫什么獵民呢？狩獵是鄂溫克人的民族習慣啊！可警察告訴她，民族習慣也要遵守法律，如果槍支管理條例后面有括號說鄂溫克獵民除外，他們就還給她，可是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那是一個月前的事。

　　被收了槍的瑪麗亞.索此刻就坐在我對面她那張用樹樁支起來的木板床上，戴著藍色的頭巾和老花鏡。中間是座鐵皮火爐，干枯的棒柴總在里面熊熊地燃燒著，爐上的大鍋里煮著一成不變的白菜燉豬肉。盡管帳篷外的氣溫低達零下三四十度，可帳篷的門還是總開著，午后的陽光在白雪皚皚的森林間飄浮。我們一起坐在她那凌亂而簡陋的帳篷里已經四天了。她每天都那樣坐著，一邊嗑瓜子，一邊跟我聊天，柳霞坐在她旁邊，做我的翻譯。每天，瑪麗亞.索的臉上都會劃過一絲孩子般的笑容。那是“強納咕”來的時候。“強納咕”會突然飛進來從地上銜一顆瓜子走，那是一種長著藍色羽毛的小鳥。

　　鏈接

　　鄂溫克族是我國人口較少的少數民族之一。現有人口二萬多人，主要分布在內蒙古自治區的鄂溫克自治旗、陳巴爾虎旗、莫力達瓦達斡爾族自治旗、根河市、鄂倫春自治旗、阿榮旗、布特哈旗；其次分布在黑龍江省的訥河、甘南縣等地，新疆也有少數分布。鄂溫克族最大的聚居區是呼倫貝爾市鄂溫克族自治旗，自治旗總面積為19110平方公里，旗政府所在地是巴彥托海鎮(南屯鎮)。

　　鄂溫克族的語言屬于阿爾泰語系滿洲通古斯語族的北語支，與鄂倫春語是同一語支，鄂溫克族學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自己沒有文字。鄂溫克語有輝河、伊敏河、莫爾根、敖魯古雅，訥河等方言。牧區的鄂溫克族通用蒙語。鄂溫克族的生產活動，隨著分布地區的不同，有畜牧業、馴鹿飼養業、農業等，其中從事狩獵和馴鹿的超過一半。

　　鄂溫克族傳統的社會結構由“哈拉”、“莫昆”和“尼莫爾”家庭等不同層次組成。“哈拉”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即父系氏族。“莫昆”是由同一哈拉祖先的后代組成的血緣組織，是哈拉的支系。莫昆包括若干小家庭，多則有十幾戶，少則不足10戶。同一莫昆的人們以村落為單位居住。“尼莫爾”是牧區鄂溫克人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組成的游牧生產單位，它是氏族社會殘留下來的生產組織形式。

　　由夫妻、子女和孫子、孫女等組成的家庭，是鄂溫克族最基本的社會組織。鄂溫克族家庭，由兩代人或三四代人組成，由父系長輩掌握家庭支配權，家庭的男女老少在生產勞動中有明確的分工。家庭內部成員尊敬長輩，照顧老人，關心后代。

　　解放前夕，使鹿鄂溫克獵民還處在原始社會末期的父系家族公社階段。解放后，在政府組織下，使鹿鄂溫克獵民兩次定居：1957年從散居山林定居到額爾古納河畔的奇乾鄉，1965年又從奇乾鄉定居到現在的敖魯古雅鄉。這兩次都沒有改變他們狩獵和放養馴鹿的生產方式，由于他們是我國目前惟一使用馴鹿的民族，被稱為“敖魯古雅臺上使鹿鄂溫克”。

　　鄂溫克的狩獵、馴鹿文化沒有和其他文化碰撞與融合的機會，這種生態文化要足夠強大才能生存，否則極其脆弱。近年，當地政府多次進行生態移民，勸獵民下山，而對原有文化“可以通過建立民族博物館、民俗村、狩獵場等各種方式來有效保留”，因為只有生命得到保證，文化才能得到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