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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21日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金人慶對穩健財政政策作出了更詳細的說明：穩健財政政策不僅是財政政策名稱和赤字規模的調整變化，更是財政政策性質和導向的根本轉化。概括地說，就是“控制赤字、調整結構、推進改革、增收節支”。
從“積極”到“穩健”，體現出的不僅是財政支出量上的變化，仔細解讀穩健財政政策的含義以及“推進改革”的若干具體措施，我們可以從中看到一個信號：財政政策的性質
將逐漸從“引導經濟增長”轉向“對經濟進行調節”，從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轉向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
從1998年到現在，積極的財政政策已經施行了6年。當時推出這一擴張性的宏觀調控手段有著深刻的國際和國內經濟環境背景。1998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于東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經濟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沖擊。出于對國際經濟和政治的綜合考量，中國政府承諾人民幣不貶值，防止了整體危機進一步惡化，但也給國內經濟帶來了不利影響。此時開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配合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持續降息），不僅有效地抵御了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且每年拉動GDP增長15到2個百分點，有力促進了經濟持續穩定發展。
與此同時，連年積極財政政策留下了數額較大的債務，目前國債占GDP比重已從1997年的793%提高到20%以上。更重要的是，財政支出的不斷擴張已經內生為經濟進一步增長的重要條件，經濟增長對積極財政政策的依賴在逐步加深，并且使經濟結構調整難以得到優化的空間。
因此，在中國經濟呈現出加速發展的態勢、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加重的宏觀經濟背景下，積極財政政策讓位于穩健財政政策不僅有了時間與空間上的可能性，更是建立經濟自主穩定增長機制的內在要求。
誠如我們把稅收稱為“經濟自動穩定器”一樣，在未來政府的宏觀調控機制框架內，財政政策的作用正是一個“經濟調節器”，通過調節，引導市場力量推動經濟的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良性調整。具體來說，就是通過轉變主要依靠國債項目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適當調減國債項目投資規模，騰出一部分財力，用于大力推進體制和制度改革創新，為市場主體和經濟發展創造一個相對寬松的財稅環境，建立有利于經濟自主增長的長效機制。同時，對市場的各種過度反應進行調節和糾偏。
毫無疑問，在資本稀缺的現實國情下，經濟增長對于投資的依賴度依然較高，然而二十余年的改革開放，畢竟還是讓中國的社會財富出現了質的增長。截至2004年10月末，我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236萬億元。其中人民幣儲蓄存款余額116萬億元；企業存款余額為802萬億元。這其中有大量的資金因為各種原因，依然無法進入經濟的體內循環。如何引導這樣一筆龐大的資金更好地融入，無論是從資本效率還是資本規模角度來考量，對于政府來說，這都是一個更實際的命題。
這也正是金人慶部長所說的：通過完善稅制，讓市場主體———企業的“包包”里多一點錢，不斷增強企業自我發展的能力，有利于鼓勵企業擴大投資，加快技術改造，這要比政府直接投資的效果更好。
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6年里，這一宏觀調控手段在促進經濟發展，向市場提供大量的就業崗位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積極的財政政策淡出之后，我們也無需擔心會出現經濟增長回落或者就業崗位的減少，因為長期來看，市場會對此做出彌補。
“治大國如烹小鮮”，從財政政策性質和導向的根本轉化可以看出，政府治理經濟愈加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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