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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實
在中國東盟經濟合作于“萬象更新”中高歌猛進之時，冷靜分析潛在問題，選擇防微杜漸的審慎態度絕對是雙方理性的選擇，唯有如此，合作各國方能知己知彼，有備無患地共享“雙贏”的合意均衡。
首先，經濟結構的異同是決定區域經濟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之一，而中國東盟經濟合作在這方面卻存在著一些較為復雜的問題。具體來說，這一問題有兩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來源于中國與東盟整體之間，另一個來源于東盟內部。
在第一個層次，中國和東盟的經濟結構問題又是由相似性和相異性共同引致的。相似性體現在中國與東盟各國出口產品的要素構成上，總體上看，東盟和中國占有比較優勢的傳統出口產品大多以勞動密集型為主，這不僅使得中國-東盟的雙邊貿易由于產品可替代性強而面臨增長瓶頸，更讓雙方在對歐美等主要貿易伙伴的商業交易中處于競爭者的尷尬處境，降低了合作的契合度，損傷了合作的穩定性。相異性則主要體現在經濟增長勢頭以及政治、文化、制度、法律等基本層面上，中國的經濟增長比之東盟各國更趨強勁有力，這某種程度上造成了雙方合作積極性、主動性和能力上的根本差別，這部分影響了區域經濟合作協調機制作用的發揮。
在第二個層次，經濟結構異同問題又體現在東盟內部經濟結構失衡上。一方面，東盟10個成員國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另一方面，東盟各國貿易政策不盡相同，既有新加坡這樣以貿易立國的城市型經濟，又有緬甸、柬埔寨這樣自給自足的封閉式經濟，也有馬來西亞這樣自視甚高的進口替代型經濟。經濟實力和貿易政策的天壤之別不僅影響了東盟內部和諧，也給中國同各個國家的貿易合作帶來的口徑不一、方法各異的難題。因此，雙方唯有在經濟基本結構上求同存異，在產品結構上增強互補，方能于緩解“不同尺碼腳穿統一尺碼鞋”煩惱的同時，避免出口貿易中“狹路相逢”的尷尬。
其次，中國東盟經濟合作背后的政治動力需要格外關注�？陀^分析，中國和東盟均不是對方最重要的貿易伙伴，而美國、歐盟和日本才是雙方最大的共同市場。因此中國與東盟的經濟合作一定程度上含有政治合作的意味。這種意味在給雙方帶來利好的同時，也帶來了隱憂。由于政治性外部收益的存在，雙方持續增加雙邊貿易的激勵減小，因此相對于主要貿易伙伴而言，雙方彼此之間的市場空間有限問題難以得到有效解決，而根據阿蘭·M·魯格曼的理論，區域經濟合作之中的小市場問題必然引致成員國跨區域銷售，這會削弱集團的凝聚力與向心力，為經濟合作的長遠發展留下后患。因此，對政治動力密切關注，才能使政治因素還原到不至于影響經濟合作有效性的合理邊界，中國東盟的經濟合作才能真正獲得經濟“豐收”。
最后，權力制衡問題值得注意。這一問題可以細分為兩個層次，即東盟內部的權力制衡與中國與東盟之間的權力制衡。在東盟內部，群龍無首的局面是長期存在的。東盟實行的是共同一致的決策原則，這無形中賦予了每一個成員以否決權，這種權力分散直接造成了共識的難產，這也是東盟30年來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此外，在中國與東盟之間，“中國威脅”陰影的存在使得東盟對領導權歸屬分外敏感，這無形中增加了合作中的潛在摩擦。因此，權力制衡需要格外注意，東盟增強內部凝聚力，盡快形成整體代表是大勢所趨，而中國更要充分考慮東盟感受，既不能喧賓奪主，也不能隨波逐流、缺乏主見，而是應該在尊重東盟地位的同時，適當對經濟合作走向施加潛在的有利影響，使其能夠加速行駛在“雙贏”軌道上。
《國際金融報》 (2004年12月24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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