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紡織小國艱難圖存
歷史的嘲弄是，許多發展中國家將面對紡織品貿易自由化的前景發抖。它們長期要求發達國家取消對它們最有可能獲取收益的產業的保護。在最終取消配額之前擴大配額，應
該使它們能夠從各自的低工資勞動力方面取得優勢。這似乎是很久以前的事。但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它們目睹了3個亞洲生產者的出現——香港地區、韓國和臺灣地區成為廉價服裝的最大出口地。在它們的高峰時期，這3個地區幾乎占世界服裝出口量的三分之一。但在20年的時間內，由于低成本的國家奪取了它們的市場，它們的份額下降到8%。
南亞作為一個總體來說，配額結束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一些制造業基礎薄弱、農村人口多的貧窮國家，服裝制造業提供了一個用勞動密集型產業消除貧困的方法。取消配額之后，一些較小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成為輸家。在南亞地區，孟加拉國、尼泊爾和斯里蘭卡的紡織工業都是很脆弱的。例如，孟加拉國在1990年有40萬紡織工人和800個工廠。現在有200萬紡織工人和4000個工廠。這些工人十分之九是婦女。世界銀行在達卡的經濟學家蔡迪.薩塔估計，有1000萬人到1200萬人依賴這個產業生存。
一些國家在變得依靠紡織業以前，根本沒有實現機械化。以柬埔寨為例，這個國家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脫離孤立狀態，配額帶來了海外投資。來自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的投資進入服裝制造業。服裝出口目前占柬埔寨的商品出口額的70%。在孟加拉國和馬考地區(巴西)服裝出口所占的比例更高。在巴基斯坦、毛里求斯和斯里蘭卡，服裝出口所占的比例也超過50%。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6月份發表的一個報告，配額取消之后，孟加拉國紡織品出口的潛在損失將高達25%。薩塔說，這是悲觀的一面。但還有真正的擔心。有一種說法是，孟加拉國的紡織業缺乏“向后聯系”——它的原材料全是進口的，增加了勞動成本、生產成本和運輸成本。一些人要求政府采用補貼的方式幫助人造纖維和紡織品的生產。
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以及別的一些國家，在面臨紡織品配額取消之后造成的威脅的同時，還受到政治不穩定的困擾，并且還不得不擔心頻繁的颶風和洪水增加的負擔。
高盛公司的一個調查發現，大多數購買貨物的人期望從比以前更少的國家購買。紡織品貿易可能更多地由幾個零售業巨頭，例如沃爾瑪百貨公司和J.C.彭尼公司這樣的企業控制。它們的采購決策有可能支配全球服裝制造業的形態。這對許多小的服裝生產國是一個殘忍的消息。
中國機遇大于挑戰
在“后配額時代”的嚴峻形勢面前，中國服裝業巨頭雅戈爾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服裝協會副理事長李如成先生發表的談話，可以說代表了中國業界的態度。他認為，紡織品配額放開對中國紡織服裝企業來說是一件期盼已久的事情。從全球范圍來講中國的紡織服裝行業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配額取消意味著雅戈爾終于得到了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這應該是一個全行業的利好。
談到近期針對我國紡織品的反傾銷調查和如何看待復雜多變的國際貿易環境問題和如何應對“后配額時代”的貿易壁壘等問題，李如成先生表示，配額放開是機遇與挑戰并存但機遇一定是大于挑戰的雅戈爾會用積極的心態去應對一體化時代的到來。他說，配額取消涉及到全球范圍內原有利益格局的調整歐美等國出于經濟、政治利益上的考慮會對中國企業的出口設置一些障礙，原來受到配額保護的國家可能也會對中國企業懷有敵意。因此一段時間內各式各樣的貿易摩擦恐難避免。但是歐美國家的反傾銷、特保等限制措施必須按照世貿組織的程序來進行并且要經過一定的法律程序。
與配額限制相比貿易壁壘的影響程度和范圍有限。要相信開放和公平競爭是主旋律貿易壁壘只是延緩了中國紡織企業的進入、開拓和發展市場的時間。中國紡織企業要真正從配額取消中獲益必須強調以質取勝而不是以量取勝。
在浙江傳統的紡織大市紹興，眾多企業采取了不同方式面對“后配額時代”的來臨。一部分企業繼續堅持“價格戰”，試圖通過薄利多銷的手段在競爭中立于不敗。而另一部分企業則苦練內功，著力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和產品的科技含量等，改變以大數量、低成本、低附加值紡織品出口的傳統局面。專家指出：配額的取消，為我國紡織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機遇。但國外同樣可通過反傾銷調查和某些“特別保護措施”對中國制造貿易壁壘。中國紡織企業必須反省，盡快走出“自相殘殺”的低價競爭模式，用國際通行的貿易方式去尋求利潤。
(郎楷淳編譯自英國《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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