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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寧
時近年關，紡織品生產商、中介代理、貨運商、遠洋輪船公司、商業銀行等機構卻顧不及盤點各自的年度業績，都卯足勁欲擠來年的出口“頭班車”。
明年1月1日，《紡織品與服裝協定》(ATC)壽終正寢，全球紡織品貿易即將進入“后
配額時代”。本來，配額一經取消，該叫“無配額時代”，用“后”字取代“無”字，不是用錯了詞，而在于直接的配額取消后，尚有“兩大障礙”會在一定程度上制約紡織品的實際出口量。
“兩大障礙”包括：《企業社會責任標準》(SA8000)，它限定輸出國的出口利潤必須是“干凈”的，不能以壓榨勞工收益、降低勞保成本來直接或間接增加出口競爭力；進口國還會視情況啟動符合WTO規則的“特保機制”，阻止輸出國的產品過量涌入。
由于許多企業把“后配額時代”的第一仗選在歐洲，歐盟已放言：一要建立針對部分紡織服裝產品進口數量的監督體系，對嚴重擾亂市場的惡性競爭行為提前預警；二會隨時啟動“特保機制”適度進行干預。
毫無疑問，對中國保持“警惕”的還有南美、東南亞等地區。據上周五的《東方早報》消息，由于成本優勢使然，未等ATC取消，已有大把訂單從中南美洲及東南亞各地轉移至中國內地，甚至勞動力成本同樣低廉的孟加拉國、柬埔寨等地，則難以狙擊“訂單流失”。各種信息顯示，不光是歐盟及北美，全球范圍內，各地區均對中國紡織品主導全球出口市場的必然態勢表達了擔憂和驚恐。
此前，盡管有ATC“擋道”，中國紡織品出口的勢頭仍銳不可擋。2002年，紡織服裝出口為600億美元；2003年，上升到805億美元，今年前10個月，更是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國際紡聯對“后配額時代”作了預測，認定在明后兩年間中國紡織服裝占全球出口市場的份額，“悲觀說”是占40%；“樂觀說”則有可能占到60%。
WTO的確是個好東西，它將意識形態紛爭和地緣政治對國際貿易的影響降至最小化，從而把成本、質量、價格等決定貿易競爭的市場因素發揮到極至。當融入貿易過程的政治、文化因素越來越小時，正常的市場因素就成為國際貿易的主導因素。入世剛走完3年，中國在越來越多的貿易領域凸現出比較優勢，就屬頗具說服力的證明。從國家層面上看，“一國產品占有率是一國國家地位的經濟象征”(經濟學家弗里德曼語)；從政治層面上看，開放是當今時代任何國家和地區的惟一理性選擇。
表面上，市場經濟在某種程度上講究“實用哲學”。你的東西只要做到價廉物美，輸出到哪里，哪里的買家包括消費者，一般都會理性地放棄“抵制X貨”的僵化信條。誠然，在許多時候，由于國與國之間的貿易競爭存在甚至“你死我活”，受市場容量的增長是個常量的提前條件所制約，你的出口額度增長過快，勢必影響到別人的出口額度，但這是沒辦法的事，因為競爭本身建立于彼此都認同的規則之上。
此外，你的產品比進口國的同類產品更具比較優勢，當然會對進口國的同類產業形成擠壓。但是，只要競爭建立于彼此遵守規則之上，這也是對手必須坦然面對的事。
上述兩種“對別人的影響”，說到底只是一種暫時的或階段性的影響，它們都將迫使對手在國際經濟分工中調整自身產業定位，或對現有產業進行技術升級，重新確立各自的比較優勢。可見，市場經濟乃至國際貿易，都建立在“經濟哲學”高度理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之上。
由現狀預測近期，取消ATC必使中國大受其益。但從總體上，這個“益”不是來自某些學者所抨擊“惡性價格戰”，而是來自國內紡織服裝生產具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和“最高的配套水平”，一張500萬美元的訂單，從設計、面料、線、紐扣……直至商檢、報關，3天之內即可搞掂(紹興一企業老總語)。
可見，取消配額，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能從中受益，從某個時間節點觀之，無非是受益的快與慢、多與少而已。盡管，在一定時間內，國內紡織服裝企業難免會出現“內部廝殺”，但它一定是階段性的。開放是建立有序競爭秩序的基本前提條件，在此過程中，國內企業得到的遠不是利潤，還必然包括企業社會責任倫理植入企業，并逐步養成對市場正當競爭規則的敬畏和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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