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以來，江蘇和浙江兩省農民的收入均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增長，但兩省農民收入的增長方式有所不同，相形之下，浙江發展更勝一籌。1980―2003年，江蘇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平增14.4%，高出全國1.8個百分點，增幅在27個省區中列第3,人均純收入居各省區的位次也逐步前移，1980年列第6,1984年超過遼、吉、湘三省升至第3,2001年起又越過廣東居全國第2,2003年江蘇農民人均純收入達4239元，高出全國平均1617元、61.7%。相比全國江蘇堪以自豪，然較浙江就顯失色，2003年浙江農民人均純收入高達5431元，多出江蘇 1192元、28.1%。兩省差距可謂不小，差距形成亦非一日。

    一、改革以來兩省農民收入的增長比較

    （一）兩省農民收入的沿革比較

    改革初期兩省農民的收入相差無幾，只是后來江蘇的增收額和增幅在多數年份里遜于浙江，致使差距越拉越大。從收入的增幅看，蘇、浙各領先9年、14年，累計各增18.44倍、23.8倍，兩省農民的收入之比在不平衡的拉鋸中漸拉漸大，從1980年的100.6（以江蘇為100,下同）拉至2003年的128.1。由于收入的基數低，在江蘇增幅領先的9年中，有3年的增收額仍少于浙江。比較23年兩省農民的增收額，江蘇領先6年（多增228元，年均38元）、落后17年（少增1419元，年均83元），兩省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差距也從1980年的1.2元擴至2003年的1192元。

    根據1980年以來的增長變化，我們可以將兩省農民的收入之比分為有所擴大（1981―1988年）、明顯拉大（1989―1993年）、顯然縮小（1994―1997年）和持續拉大（1998―2003年）特點不同的4個時期。

    1981―1988：有所擴大的8年。這一時期，兩省不同的發展（“蘇南”、“溫州”）模式爭奇斗艷，農民收入的增幅交叉領先4年，但浙江的野山菊比江蘇的白茉莉燃放得更烈，期間兩省農民收入的年均增幅分別達17.6%、19.3%，收入之比也從100.6擴至113.2。

    表1：1981―1988年蘇浙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

 　      人均純收入（元）    比上年增減        兩省收入比
    年份  江蘇  浙江      江 蘇       浙 江   （江蘇為100）
　                    （元） （%） （元） (%)
    1980   218   219    ―     ―    ―     ―   100.6
    1981   258   280    40   18.3    61   27.9   108.5
    1982   309   346    51   19.8    66   23.6   112.0
    1983   357   359    48   15.5    13    2.8   100.6
    1984   448   446    91   25.5    87   24.2    99.6
    1985   493   549    45   10.0   103   23.1   111.4
    1986   561   609    68   13.8    60   10.9   108.6
    1987   626   725    65   11.6   116   19.0   115.8
    1988   797   902   171   27.3   177   24.4   113.2

    這一時期江蘇農民收入落后浙江不很多，兩省農業剩余勞力轉移的速度相當，精明的算計是浙江農村經濟效益好、農民增收快于江蘇的主要原因。

    1989―1993年：明顯擴大的5年。1989年至1991年，國家整頓經濟秩序宏觀緊縮，蘇浙兩省的增勢均明顯回落，以集體經濟為主的、行政推動色彩濃厚的江蘇鄉企（鄉鎮企業）受挫尤重，加之遭遇1991年特大洪澇，江蘇農民收入的增幅跌入低谷。1992、1993年兩省農村經濟尤其是二三產業的發展勢頭復盛，江蘇仍差一籌。這5年浙江農業勞力的比重下降了4.5個百分點，江蘇只下降了0.9個百分點。期間江蘇農民的增收有4年慢于浙江，1992年快于浙江是因上年遭災落后太多，帶有相當程度的恢復性，即便如此，1992年江蘇農民的增收額也少于浙江。這時期農民的年人均增收，江蘇為94元、12.3%，浙江為169元、18%，兩省農民的收入之比從113.2擴至137.8。

    表2：1989―1993年蘇浙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

　        人均純收入（元）       比上年增減       兩省收入比
    年份   江蘇   浙江        江 蘇        浙 江 （江蘇為100）
　                      （元） （%） （元） (%)
    1989    876   1011    79    9.9   108   12.0     115.4
    1990    884   1045     8    0.9    34    3.4     118.2
    1991    921   1211    37    4.2   166   15.9     131.5
    1992   1061   1359   140   15.2   148   12.3     128.1
    1993   1267   1746   206   19.4   387   28.5     137.8

    1994―1997年：差距縮小的4年。這時期國內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價格上升明顯快于工業品，出現了江蘇農民收入增幅連續4年超浙江的罕見現象，1994年更是破天荒地超出17.2個百分點，達44.6%，這主要是農產品價格的飛漲所致，當年全國的農產品收購價格指數高達139.9%，多出工業品零售價格指數22.7個百分點，創改革以來新高，1995、1996年農產品價格繼續攀升，1997年雖回落價位依然不低，農戶收入中農業比重高出浙江15―20個百分點的江蘇得利顯然的大，盡管這4年浙江農村非農產業的發展速度繼續領先、農業生產效益好于江蘇，兩省農民的收入之比也從137.8縮小至112.7,但收入的增加額卻相差無幾，分別增加2003元、1938元。

    表3：1994―1997年蘇浙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

　      人均純收入（元）        比上年增減       兩省收入比
    年份  江蘇   浙江      江蘇         浙江    （江蘇為100）
　                      （元） （%） （元） (%)
    1994   1832   2225   565   44.6   479   27.4   121.5
    1995   2457   2966   625   34.1   742   33.3   120.7
    1996   3029   3436   573   23.3   497   16.7   114.3
    1997   3270   3684   241    7.9   221    6.4   112.7

    1998―2003年：持續擴大的6年。這時期出現了改革以來未有過的工農業產品價格指數連年下挫的情景，兩省農民的增收步伐因此趨緩。這6年浙江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加速，務農勞力的比重下降了13.4個百分點，江蘇只減少9.3個百分點。農業勞力剩余轉移較慢，使江蘇農戶的非農收入越發少于浙江；另一方面期間農產品的價格下跌甚于工業品，對農業收入比重較大的江蘇來說影響更大，除1999年農民收入的增幅兩省持平外，其余5年江蘇增幅均小，增收額更是年年少于浙江。這期間，蘇、浙農民的收入分別增長29.6%、47.4%（年遞增4.4%、6.7%），各增加969元、1747元（年均增162元、291元），浙江的增幅、增收額相當于江蘇的1.6倍、1.8倍，兩省農民的收入之比也從112.7再次擴大至128.1。

    表4：1998―2003年蘇浙農民人均純收入比較

　        人均純收入（元）    比上年增減      兩省收入比
    年份   江蘇   浙江     江蘇         浙江 （江蘇為100）
　                     （元） （%） （元） (%)
    1998   3377   3815   107   3.3   130   3.5   113.0
    1999   3495   3948   118   3.5   134   3.5   113.0
    2000   3595   4254   100   2.9   305   7.7   118.3
    2001   3785   4582   190   5.3   329   7.7   121.1
    2002   3996   4940   211   5.6   358   7.8   123.6
    2003   4239   5431   244   6.1   491   9.9   128.1

    下圖再現了4個時期蘇浙農民收入增幅對比的變化亦即兩省之比從1980年的100.6擴大為2003年128.1的過程。

    為更具體地看出江蘇農民收入落后于浙江的薄弱環節，我們還可比較兩省收入的組成。

    （二）兩省農民收入的組成比較

    農民純收入由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純收入、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三部分組成。工資性收入指從行政事業單位和各種組織中得到的收入、在本鄉鎮域內企業得到的收入、外出打工收入和其它收入；家庭經營收入是農戶資金投入農業、非農業的回報；財產性收入包括利息、股息、租金、出售財物及轉讓無形資產等收入；轉移性收入系在外人口寄回帶回收入、農村外部親友贈與、救濟金、保險賠償、退休金等收入。農戶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家庭經營性收入是主體，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所占份額較小。表5可見，江蘇農戶各類收入皆少于浙江，是全方位的落后。

    表5：蘇浙兩省農民收入組成比較

   年份         工資性收入(元)              家庭經營純收入(元)
           江蘇    浙江 浙江比江蘇多     江蘇   浙江 浙江比江蘇多
                        絕對額   %                    絕對額   %
    1980    118    125     7    5.9        58     63     5    8.6
    1985    135    163    28   20.7       319    361    42   13.2
    1990    301    354    53   17.6       631    690    59    9.4
    1995    822   1110   288   35.0      1544   1696   152    9.8
    2000   1663   2001   338   20.3      1771   1918   147    8.3
    2001   1820   2226   406   22.3      1783   2000   217   12.2
    2002   1994   2437   443   22.2      1796   2075   279   15.5
    2003   2189   2613   424   19.4      1794   2336   542   30.2
   年份        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元)
           江蘇     浙江     浙江比江蘇多
                            絕對額      %
    1980    42       31      -11      -26.2
    1985    39       25      -14      -35.9
    1990    27       55       28      103.7
    1995    91      160       69       75.8
    2000   161      335      174      108.1
    2001   182      357      175       96.2
    2002   206      427      221      107.3
    2003   256      482      226       88.3

    工資性收入。江蘇農戶的工資性收入歷來就少于浙江，這主要是，浙江農村勞力中從事二三產業的比重大；浙江農村勞心（投資）者多，江蘇農村勞力（打工）者眾，老板報酬自然高于伙計；浙江企業的經濟效益較優，勞務人員的報酬也水漲船高。2003年浙江農戶人均工資性收入2613元，多出江蘇424元、19.4%。

    家庭經營純收入。江蘇農戶人均家庭經營純收入一直在浙江之下，2003年浙江農戶該項收入2336元，比江蘇多542元、30.2%。在家庭經營純收入中，江蘇以農業為主，浙江非農業居多，2003年兩省農戶家庭純收入中，來自農業的各占65.4%、44%。浙江的農業比重雖少江蘇21.4個百分點，但來自農業的收入只略輸江蘇，2003年人均1029元，只少144元，而來自非農業的收入卻達1307元，多出江蘇686元。家庭經營純收入的差距表明，江蘇農戶的資金運作能力顯然差于浙江。這緣于，投資的領域有所不同，浙江經商辦企業的多，江蘇事農比例大；浙江農戶收入高，運作的本金大。

    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財產性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錢生錢的能力。2003年兩省農戶人均財產性收入分別為94元、250元，江蘇僅及浙江的37.6%。江蘇農戶的轉移性收入也遠不及浙江，2003年162元，比浙江少70元。2003年蘇、浙農民的財產性收入和轉移性收入各256元、482元，后者較前者多226元、88.3%。

    從改革以來兩省農民純收入組成的演變看，浙江兩年一步三年一跨不事聲張地拉開了與江蘇的距離，工資性收入的領先額逐年增加，家庭經營性收入除個別年份外其它年份的領先額也在擴大，1986年起浙江農戶的財產性和轉移性收入也超過江蘇，嗣后17年，江蘇農民的三項收入一直落后于浙江，，兩省農民的純收入額差距連續拉大。

    盡管近幾年江蘇采取了給農民松綁（政府出錢培訓推進農業勞力轉移、改善環境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等）、減負（減輕稅費負擔）和其它措施（引導農業結構調整、建設農村公路、建立新型合作醫療等），使得2001年以來農民收入的增幅從低谷中逐步回升，但浙江走得更快，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9.9%，高出江蘇3.8個百分點，人均增收額比江蘇多247元。在去年制定的建設全面小康的目標中，江蘇已確定2010年農民人均純收入要達8000元，亦即今后7年全省農民年人均增收要達537元，年遞增率要達9.5%，而近幾年中增幅較大的2003年只增了244元、6.1%。

    2004年由于農業剩余勞力轉移加快，農村二三產業發展向好，更兼前三季度農產品價格上漲26%，多種利好的綜合作用使江蘇農民今年純收入的增幅可望在9%之上，創1997年以來新高，甚至可能超過浙江的增幅。

    在增幅上超過浙江，不僅是江蘇全面建設小康的需要，也是縮小與浙江農民收入差距的必需。要確保2010年前全省農民增收目標的實現，今后每年的增幅不得小于2004年，否則全面建設小康的目標就會落空。應當看到，今年農產品價格大漲的主因是，連年的糧食生產調減越過了市場需求的臨界點，引發了糧價在低谷徘徊了7年后的飆升，在糧價上行的牽動下，農產品價格出現一漲百漲的局面，但農產品價格的上升不是無限的，事實上今年10月下旬起已出現全面回落之勢，農產品價格大漲這一強力增收因素今后幾年很難出現。所以，實現江蘇農民增收的目標不會輕而易舉，追趕浙江更是任重道遠，依照現有思路和方式推進江蘇農民的增收已是不夠。

    浙江自1985年以來農民人均收入已連續19年居各省區第一，在江蘇和其它省區農民收入連續六、七年滯長的情況下，浙江卻風景這邊獨好，其必有獨特經驗和過人之處。

    攻玉需借它山石。要追趕浙江，就得研究借鑒浙江的成功經驗，在對比中反思江蘇的不足。

    二、江蘇農民收入增長落后于浙江的原因

    （一）經濟發展強度不如浙江

    國家統計局的有關研究表明，農民收入水平與當地的人均GDP有較強相關關系。一般而言，經濟增長與農民收入增長是良性互動關系，經濟增長快，勞力需求旺，農民外出務工機會增多工資收入增加，各方對農產品的需求增多，需求增多引發農產品價格上升，收入增加的農民，對工業品和服務的需求增加，這又進一步刺激經濟的增長。對改革20多年我國農民收入與經濟增長的回歸分析表明，兩者的彈性系數為0.65,這證明農民收入的增長對經濟增長有較強的依附性。以1998―2003年這一時期為例，江蘇GDP的增幅比浙江是兩年相平四年落后，江蘇人均GDP不僅少于浙江，而且差額逐年增多，1997年江蘇人均9346元，比浙江少1112元、10.6%，2003年少3250元、16.2%，這與兩省農民收入差距的連年擴大是一致的。

    國內外的發展證實，兩個地區經濟現狀的形成，除與區位、資源有關外，更是文化傳承、思想觀念比拼的結果，蘇浙農民收入的增長愈加如此，因為兩省的區位條件相當，人均土地這個農村經濟增長的重要資源江蘇還明顯占優，江蘇農民收入長期落后于浙江，完全是過去發展的膽子不大路子不野做法不狂所致。

    （二）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兩省農村發展的主體模式不同

    比較兩省農民的增收方式，曾經的蘇南模式和演進中的溫州模式是不能不提的，兩種模式的根本區別在，前者是政府推動、集體所有，后者是全民參與、民有民營。溫州模式是浙江農民增收的主導方式，因為浙江農村經濟的最鮮明特點就是民有民營。蘇南模式曾長期被奉為江蘇鄉企發展的不二法門，進入1990年代后，政企不分的江蘇鄉企產權越來越模糊，機制愈來愈死，離國營越來越近，與民間漸行漸遠。

    1992年9月“十四大”后，市場經濟成為我國發展的主要取向，在多形式競爭主體大量出現、賣方市場轉為買方市場的情況下，江蘇仍固守著自以為很社會主義的蘇南模式，維系著產品購銷市場化與生產經營要素組織化的不對稱格局。以不變的模式去應付變化了的國內外市場，受挫便為必然。在江蘇鄉企連年低谷徘徊時，以民營為主的浙江鄉企在市場競爭中仍自如游刃，兩省鄉企的總量對比很快發生變化。1993年兩省鄉企實現的利稅總額相等，1996年浙江已超出24.5%，嗣后江蘇鄉企在浙江之后緊追慢趕，總是力不從心。在經歷了1998年政府主導型的不徹底改制和2000年被迫再度大規模改制后，蘇南模式面目已經全非，只是印痕尚留。鄉企的景氣程度與農民收入密切相關，2003年江蘇農民人均從本地企業獲得勞動報酬為1064元，比浙江少311元，占當年兩省農民人均純收入差額的26.1%。

    （三）不同文化傳承和自然條件的影響

    相同的區位，平原應比山地占有工業化的先機。蘇浙兩省分別位于長江三角洲北南兩翼，毗鄰接壤，同為10萬平方公里，69%平原、17%水域的江蘇比七山兩水一分田的浙江應擁有更多的增收資本。

    由于人多地少難養家口（浙江農村人均耕地比江蘇少0.6畝，僅0.86畝，溫州更只有0.41畝），浙江農戶通常還外出經商闖蕩，闖蕩既久，甜言巧語見錢眼開也就自然，唐宋以來“無寧（波）不成市、無紹（興）不成衙”之說信有其據；在“重義輕利”的儒家文化籠罩著江蘇的南宋時，溫州的永嘉學派就舉起了“講實際、重事功”的旗幟，“以利致義”的傳統把溫州農民熏陶成了敢為天下先的生意人。

    旖旎溫情的太湖、洪澤湖在滋潤江蘇人的同時，也一定程度催生了農民守土戀家的習性，故江蘇多有立足本地辦實業者而少見四海奔走大進大出的經商者，縱令商賈也是賈多商少。與江蘇較多“逐水草而居”的農業文明不同，今日浙江農民更多體現的是“逐市場而居”的工商文明。2003年300萬浙江農民在國內各地闖市場，一年實現營業收入近6200億元。在外闖蕩的溫州人今年春節前數日即匯入家鄉200億元，遍及全國的300萬浙江農民一年當不知將多少人民幣收入囊中，而散布世界的百萬浙人則將賺錢的觸角伸向60多個國家和地區。

    江浙文化傳承的差異是細微而深刻的，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沒有經過溫州獨特商業文化背景的熏陶，縱然身處同樣自然條件下，也無法取得溫州農民的成就，讓蘇北農民如溫州人那樣走南闖北推銷拉貨是很難的，2003年溫州、蘇北農戶人均務工經商收入各4878元、1960元即是印證。

    不同的文化和天賦還造成了兩省農民捕捉商機能力的差異。戶均耕地只及江蘇59%的浙江農民，雞毛換糖式地四處奔波捕捉商機，因為缺飯吃，見了東西就搶，常常就掘得了第一桶金。魚米之鄉的江蘇農民無需奔波就能衣食無憂，因為有飯吃，就要求全企穩反復掂量，在“快魚吃慢魚”的競爭年代，往往成為慢魚。

    （四）兩省上層的意識之差

    當今中國，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僅取決于當地的文化背景，還在于要有一個開明理性務實的地方政府支持。兩個發展資質相近地區的農民收入如果長期處于擴大之中，那么，落后一方的歷屆或當屆政府官員一定難辭其咎。

    （1）浙江很早就鼓勵支持民營經濟。在視私如“資”、談資色變的年代里，浙江各級政府從有利農民增收出發，對暗潮涌動的個體私營采取了鼓勵和“縱容”，鄉鎮政府普遍采取支持鼓勵，市縣領導更多的是允許和保護，省一級通常則是默許觀望。

    八十年代早中期，溫（州）臺（州）地區政府，先以“掛戶企業”的變通，后以“股份合作制”的創造，給個私企業戴上紅帽子，在市場化改革的制度搏弈中贏得了先手。1984年以后浙江個私經濟躍上發展的快車道，翌年農民收入便領先江蘇11.4%，這與浙江對非公有制采取的默認、允許的態度有關，在當時國內許多地方個私遭受冷遇和限制的情況下，這種默認、允許就是一種稀缺的資源，它使個私獲得了陽光地位和運作環境，有利于在穩定的政治社會格局中推進內生的制度變遷。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浙江省政府主動調整角色，從“無為而治”轉向“有為而幫”，先后出臺了一系列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政策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93年初的要求對個私經濟作到“五不”（政治上不歧視、經濟上不輕視、工作上不忽視、不論成分重發展、不限比例看效益）的《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的通知》。此后，浙江農村的“兩化”（企業民營化、農民老板化）特征愈益明顯，農民增收的外部體制愈益順暢、內部機制與市場愈益親和。

    （2）江蘇曾有意無意限制老板經濟。江蘇農村個私經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發展緩慢，與上層的唯式（所有制形式）不唯實的認識有重要相關。

    1980年代中期，江蘇“集體經濟大樹”下的“個私經濟小草”生長艱難，蘇北的一篇“敢問路在何方”的貧困地區家庭經濟發展之路的論文，甫一問世即遭主流輿論的詰難，整個蘇北農村個私經濟的發展也在這“油門不靈剎車靈”的氛圍里陷入低谷。九十年代中前期，當浙江個私經濟在政府的政策扶持和服務中迅速壯大，并成為推動浙江鄉企高速發展的主體時，江蘇對個私的認識仍停留在改革初期的階段。直至1996年10月，省某分管領導還在報告中強調“在鄉鎮企業改革中，必須把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主導作用，作為改革的出發點，絕不能削弱集體經濟，這一條一定要牢牢把握。”領導定了調，那調外之音自是難唱。同清規戒律少、增收環境寬松的浙江農民在市場中競爭，江蘇的落后是難免的。

    1997年9月黨的“十五大”肯定了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后，10月下旬的省有關會議報告中，才首次用獨立的章節談及要大力發展個體私營、盡快改變江蘇農村非公有制經濟比較薄弱的狀況，那種“在鞏固發展集體企業的同時”的前提也不見了。自那以后，省領導和有關部門多次提及了要大力發展個私，要為個私提供與國有、集體一樣的政策環境。1997年12月省委省政府出臺了關于進一步加快發展個私的意見，后來的3年多里，省人大、省委省政府又數次出臺了放手發展個私的條例和文件。然而，較之唯實不唯式的浙江，江蘇對放手發展個私的認識至少晚了5年。

    改革后的20年冷遇和政策扶持的滯后對江蘇農村老板成長的掣肘是顯然的。2003年蘇、浙農村境內各有私營個體老板132萬、198萬，浙江每11個農村勞力中就有一個老板，而江蘇每20個才有1個。當然，這還不包括比江蘇多得多的在省外國外當老板的浙江農民，若包括在內，則差距遠不止此。受雇于人的打工者只有單一的工資收入，掌握生產資料的老板既有財產收入又有比打工者高得多的工資收入，而且老板經濟還推動了農業剩余勞力的轉移。2003年浙江農村老板經濟吸納從業人員433萬，比江蘇多112萬；占農村勞力的比重12.1%，高出江蘇7.7個百分點。2003年江蘇農民的人均財產性收入和工資性收入較浙江少555元，顯然是浙江的老板經濟在農民收入增長方式的博弈中占了上風。農民泛老板化，收入自然水漲船高，這是浙江農民收入節節上漲、居高難趕的重要原因。

    （五）農業生產效益比浙江低

    江蘇農民不似浙江那樣工于算計，因而農業的生產成本也高。2003年江蘇農林牧漁業產值的中間消耗達44.3%，高出浙江6.7個百分點。如果江蘇的中間消耗水平等同浙江，那么，2003年生產的1843.2億元農產品將少支成本124.4億元，全省農戶人均將增收239元。調查數據表明，江蘇農林牧漁四業的中間消耗率全都高于浙江，從簡起見，這里只以農業比較，因為農業是江蘇農林牧漁業的大頭，占到53.2%。2003年江蘇農業的中間消耗率為30.8%，高出浙江4.3個百分點。江蘇農業效益低的原因：一是結構優化不夠。2003年江蘇畝均農作物產值，糧食類525元，蔬菜類1572元，其它作物類1983元，糧食的畝產值只及蔬菜、其它作物的33.4%、26.5%。而2003年江蘇的農作物播種面積中，土地產出率高的蔬菜、其它作物只占17.5%、21.9%，比浙江少了7.2個、3個百分點，土地產出率低的糧食占到60.6%，高出浙江10.2個百分點。二是化肥施用過量。2003年江蘇農田畝均施用化肥28公斤，多出浙江10公斤，為此每畝比浙江多支26元，若江蘇的化肥施用水平能同浙江相當，則2003年全省農戶可節支31.4億元，等于人均增收59元。江蘇化肥如此投入，種植業收益卻不理想，2003年種植業畝均增加值567元，比浙江少210元，這除了農業結構優化度差于浙江外，化肥的過量、不當使用也是因素之一。

    三、優化創新江蘇農民的增收環境和方式

    江蘇農民收入落后浙江的根源很多，惟有細細梳理對癥下藥，方能創新完善農民的增收方式，在較短期內縮小與浙江的差距。欲達此目的，關鍵是看各項政策各種有利條件能否應用到位，浙江就是因為各類積極因素調動到位，才成功地揚長避短，使農民收入增勢如虹國人矚目。

    （一）江蘇鄉鎮企業家要增添闖市場的膽力

    江蘇鄉企的經濟效益較浙江低，由是導致職工工資相差。2003年江蘇每個鄉企職工的工資比浙江少1746元，這是兩省農民收入差距的重要成因。農民工資的多少與鄉企領頭人闖市場的本領高下有關。江蘇的農民企業家，更多的是由社區領導任命的鄉村企業經理人變身而出，不像浙江老板隊伍那樣存在從小到大有序跟進的連動，骨子里的民本經濟因子不足，捕捉商機運作資本的能力難與浙江比肩。市場相爭適者存智者勝，那種“關起門來搞流通，坐在家里等訂單”的做法已是遠遠不行，“靠船下篙、穩扎穩打”的方式也易失商機，撐死大膽的餓死膽小的不是空穴來風。不做夫差做句踐，少一些迂闊本分增幾分狡黠精明，去一些循規蹈矩添一點草莽氣概，甚至無所不用其極，這是百萬江蘇農民企業家闖市場也是江蘇農民增收所特別需要的。

    （二）糾風治亂落實政策

    近幾年江蘇民營經濟的外延發展勢頭旺盛，與出臺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動和環境的改善有關，但農民在創業途中還不時地遇到麻煩。有的部門把權力利益化，對政策已明確放開的領域設置隱形門檻，有的執法人員甚至設卡尋租。一些民營企業同樣需要辦的事，在浙江是一路綠燈順理成章，在江蘇是疑慮重重磕磕絆絆。今年3月的一項比較證實，浙江實際執行的國家和省級行政審批項目比江蘇少一半。政策不到位、隨意性大、缺乏具體化更是江蘇不少地區的通病，許多企業家要想成事，首先得公關，這是不良環境使然。所以，改善民營發展環境，除了深化壟斷行業的改革、繼續放寬市場準入降低進入門檻、承諾辦事時限、實行“一站式”并聯審批外，當前最急迫的是糾風治亂落實政策。思想守舊的部門領導須換腦子，不換腦子讓位子；對有法不依有文不辦的部門，要按瀆職懲處有關領導和當事人；對倚權吃拿卡要的請其抬腿走路，以為農民兄弟創造一個安心創業、放心賺錢的環境。

    （三）改善民營融資環境

    以信貸難、擔保難為表現的江蘇農村民營企業發展的金融壓制現象已有年頭。去春省農調局對5縣（市）6鄉鎮的調查證實，74%的民營企業因貸款難缺資金，有的企業反映“缺乏技改和基建資金，可靠性項目無法上馬，流動資金不足，能做的業務也只好放棄”。今春太倉市的一項調查也表明，70%的民企資金靠自籌。“學浙江等什么？等錢啊！”這是創業路上農民的感慨。2003年江蘇GDP的34.4%為鄉企所貢奉，可其所獲貸款的份額只占全省的9%。與浙江相比，江蘇民營經濟獲得的信貸僅及其一半。沒有信貸的支持，民營經濟的做大做強是困難的。改善融資環境，扶持民營成長壯大是江蘇農民增收不可或缺的一環。今年省財政已安排資金支持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的建設，關鍵是各級政府也要安排落實扶持專項資金。對金融部門來講，一是應完善授權授信制度，減少信貸審批環節，縮短審批時間，對有實力信譽好的企業可實行一次抵押、一次核定貸款額度、全年周轉使用的辦法，并科學制定責任考核制度，建立信貸投放激勵機制；二是要加大金融創新力度，研究開發為中小民營企業服務的金融新產品。

    （四）政府要當好農民創業的守夜人

    浙江農民收入之所以領先全國，關鍵的一條就是政府不照搬本本，而以市場需要為指南，從本省實際出發大膽出新，終而讓理論承認實踐，江蘇在這一點上有過太多教訓。經濟發展的動力在民間，過多的行政干預，會鈍化農民的創業意識。江蘇各級要積極引導、鼓勵農民去闖去試，當好農民創業的守夜人。市場是比政府好得多的檢驗師，老板隊伍的成大和財富的堆積，需要政府的政策扶助而不是干涉。

    （五）繼續調整農業結構

    江蘇還要繼續擴大經濟作物的生產，在地少人多的地方更要注意增加蔬菜特別是大棚蔬菜的種植，因為大棚蔬菜的用工密度和資金收益都明顯的高。養殖業中，規模養豬的收益高于散養。各地應從資源特點出發，發揮優勢，在著力發展高效畜牧園藝水產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和加工業、擴大農業領域就業的同時，幫助農民建立成本收益核算、增加市場意識，加強農技推廣提高農民的科學種養水平，以降本提效增收農民。

    （六）量質并舉推進勞務輸出

    1997年至2003年是蘇浙農民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的6年，6年里江蘇農業剩余勞力的轉移速度只有2003年領先浙江，2003年江蘇農村勞力中的務農比重46.4%，高出浙江7.1個百分點。2003年全省農民增收額中的45.1%來自勞務輸出，勞務輸出是當前及今后數年江蘇農民增收的最大亮點，所以，要加快推進江蘇農村勞力的轉移。與未經過技術培訓的農民相比，經過技術培訓的不僅工作易找，而且收入也高，通常月收入要高出200―500元。繼去年撥下2000萬元后，今年江蘇省級又拿出4000萬元用于農村勞力轉移的培訓，但農民自身所費甚少，近兩年江蘇農戶勞均技術培訓支出8元，只為浙江的一半。為加速農村勞力轉移，提高農民的掙錢本領，務農勞力只有873萬的浙江今年已著手實施“千萬農村勞力素質培訓工程”，規劃在2010年前培訓1000萬農村勞力，重點用于支持欠發達地區農村勞力培訓的專項資金已經安排。可見，今后浙江農村勞力的轉移將以提質為主。作為已經后進的江蘇，如何把培訓作為一項致富工程，在加大政府出錢培訓力度同時，調動農民掏錢接受培訓的主動性，量質并舉地推進勞力轉移是值得研究和改進的。

    （七）讓打工者變為創業人

    打工只能謀生，創業才能致富。對江蘇農民來說，外出打工不應僅僅是掙錢，掙錢也不只是為蓋房子娶娘子，主要著眼點應是開拓視野增長見識，為創業特別是回鄉創業準備資金。江蘇農民打工，“走出去”是前半步，“鳳還巢”是后半步。走出去增添了農民的工資性收入，輸出一人富裕一家，做的是加法，而還巢鳳則帶回了資金、信息和先進的市場理念，還巢一人、帶動一片（鹽城的調查表明，一個還巢鳳的創業可吸納11個勞力）、致富一方，實質是乘法。鳳凰愿否回巢，還巢鳳凰能否騰飛，創業環境良否是關鍵。2001年以來，江都市以鄉情感人、以政策引人、以園區聚人、以環境留人的做法，先后吸引了250多名在外能人回鄉創業，累計投資12億多元，2003年這些還巢鳳和鄉土鳳、外來鳳所創的企業共吸納以農民為主的勞力23.4萬人。這個市的做法應當在全省推廣。

    縱觀改革20多年，江蘇農民收入的增長，可圈可點之處固然不少，但總不似浙江那般行云流水。蘇浙農民收入增長的比較，讓我們看出了兩省觀念行為的差別。要縮小與浙江農民收入的差距，亟需在江蘇農村來一次人人想做生意、個個爭當老板的文化洗禮，讓一切有益于創業有利于發財的新思維新作法活躍在江蘇的山水田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