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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豐
中國企業信誓旦旦的國際化正在遭受強烈的質疑：在把自己塑造為中國公司進行全球并購的新標桿后，聯想集團在股市的表現卻在節節敗退中。而在一年前干了幾乎同樣一件事的TCL也發現，整合過程中遇到的挑戰和困難超乎想象。至于海爾，在他們用700萬美元收購了意大利的一家冰箱制造廠后，美國《商業周刊》借用一位德國電器銷售商的話將此評價為
“他們所做過的最愚蠢的舉措”，并聲稱“如果能生產出像樣產品的話，絕對是一個奇跡”。
與之相映成趣的另一條新聞正在迅速攫取筆者的注意力并使之隱然覺得其與上述事件間存在著某種確實的聯系———當然，按照約瑟夫·熊彼特的觀點，“社會過程實際上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然而，我們在科學中就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樣談到經濟的事實，我們是有同樣的權利這樣做的；也是根據同樣的權利，我們可以寫一部文學史，盡管一國人民的文學同他生存的一切其他因素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但愿，這不是多余的，也不是牽強附會的。
針對后配額時代一些國家對中國紡織品洶涌而入的擔心，中國政府出人意料地決定對某些紡織品加征出口稅。財政部政策法規處處長王化雪表示，如果得到國務院批準，加征紡織品出口稅的決定將從明年1月1日起生效。另據多位官員介紹，出口稅是根據出口數量而不是金額來決定的，這將鼓勵制造商轉向高附加值產品的生產，并有助于減少和其他國家的貿易摩擦。而據世貿組織估計，到2007年年底，中國紡織品的市場占有率將超過50%。
按照一般經濟理論，一國生產要素從附加值比較低的產業轉移到附加值比較高的產業，經濟總體水平就會提高。而發展中國家利用后發優勢優化結構以促進經濟發展則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通過引進國外的直接投資和先進技術，加快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以及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升級。第二，產業結構的演進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任何國家產業結構的提升都要受到這一規律的制約。因此，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后發優勢，依據發達國家先行發展所給出的產業結構演進路徑，運用政府的產業政策，加快產業結構的演進速度。
而在另一方面，按照比較優勢理論，一國產業結構內生于該國要素秉賦結構。只有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其產品才能成本最低、競爭力最強、創造剩余最多，從而推動要素稟賦水平提高最快。
很顯然，在一個長期的、動態的過程中，上述兩種理論是不矛盾甚至相互支持的，譬如說，在經歷了連續二十多年的高速積累后，在以家電為代表的一些資本加人力密集度相對較高的部門，中國企業亦已具備了一定的競爭力，也正因為此，類似聯想、TCL之類的企業才有了較強的“走出去”的要求。
當然，我們也知道，資本積累依靠經濟活動，而經濟活動能否比較快速地進行、能否長期維持，取決于這種經濟活動投資報酬率有多高，或資本積累的報酬率有多高。在技術要素給定的情形下，資本積累必然會出現所謂“邊際效應遞減”。資本的邊際效應越低，則資本積累的意愿就會越低。因此要維持比較快速的資本積累，必須快速地實現技術變遷。
然而，一個令人不太滿意的事實是，至少從眼下出現的一些情況來看，中國的產業結構升級有趨緩跡象。如海關數據顯示，中國目前已有約3萬家紡織品及服裝出口商，其中民營企業、合資企業及純外資企業的出口增長最為迅速（根據一般認為，非國有企業更具備經濟人的理性）。但在另一方面，我們也看到，類似TCL或聯想之類的企業在已經實現資本輸出的情況下，其并不高端的產品的競爭力卻依然有待時間的考驗。這實際隱含了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因為包含初級勞動比較多的部門（如紡織業），其生產率的提高是比較困難的，長此以往，中國經濟賴以高速增長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高資本積累將出現松動。
柯林伍德說過，“希羅多德特別指出，它（指歷史學）揭示出人乃是有理性的行動者：也就是說，它的作用部分地是發現人做了什么事，而部分地是發現他們為什么這么做。希羅多德并沒有把注意力限于單純的事件，他以一種徹底的人文主義態度在考慮這些事件，把它們看作是有理由像他們所做的那樣在行動著的人的行為：而歷史學家則是要追究這些理由。”
確實是這樣，我們看到，今天的媒體正在以“徹底的人文主義態度”不厭其煩地抽絲剝繭柳傳志、李東生，甚至張瑞敏國際化選擇的理由和前景，而事實上，從個案角度來說，正如熊彼特所言，“作出決定的必要性是在任何工作中都會出現的。一個補鞋匠的徒弟不作出某種決定，不獨立地決定一些問題，他就不能修鞋。”所以說，重要的不是聯想的生死存亡，而是類似聯想之類的企業的生死存亡與中國現代化進程間高度的關聯，而在這之間，至少我們要搞清楚，技術變遷并不因為后發優勢的存在而必然發生，關于這一點，美國經濟史學家戴維·蘭德斯說得對：“大的變化和經濟革命都不是突然來臨的，它們必定是經過了周全和長期的準備。”
《國際金融報》 (2004年12月17日 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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