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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既是文化偶像大行其道的一年，也是偶像走向沒落的一年。偶像的金身一俟破敗，便迅速淪落為“文賊”。“文賊”們蒙著文化的絲襪，橫行于文化和物欲之城垣間，瘋狂竊取名聲和錢財。雖然也飛檐走壁，能耐非凡，但斷然稱不上是什么江洋大盜，無非是一群雞鳴狗盜之徒而已。
偶像級的文化明星余秋雨，在本年度隆重推出自傳體作品《借我一生》。書中除了施
展其一貫的自我粉飾的手段外，還夾槍帶棒地還擊了所有對他的批評。這本書被精心包裹上一層花里胡哨的外衣，號稱“記憶文學”。記憶中的一生說是“借”，卻更像是“竊”，竊取了歷史中的一些真實的細節(jié)，巧妙地安裝在一個整體虛假的架構(gòu)當中，瞞天過海地蒙人。出來混，遲早是要還的，借來的一生一旦被還原，也就跟“謊言”相去不遠了。
另一位流行文化的大炮制商、電影導演張藝謀，則在雅典奧運閉幕式上大顯身手。東撿西撈，順手牽羊，是張導演的慣伎，只不過這一回他竊取的不再是外國電影大師的技法，而是民族傳統(tǒng)文化中的服飾元素和音樂元素。鬼影憧憧的紙燈籠、高衩旗袍下閃爍的女人大腿和曖昧情欲的民間小調(diào)混雜在一起，像一件馬戲團小丑的花格外衣，提示著張藝謀真實的文化身份。至于張導演的那部耗資巨大的“風光片”《十面埋伏》，則還在這些元素之上，添加了女主角那欲蓋彌彰的鎖骨。依靠女主角頻頻暴露鎖骨來挽救其影片的平庸，只能說是黔驢技窮了。因此，盡管他賣得很好，卻依然無法改變公眾對其文化品格的鄙視。
與此同時，“文賊”隊伍一代新人在成長。“80后”寫手的代表人物，新銳偶像郭敬明被指抄襲，而且其手段之肆無忌憚，令人驚訝。這位文學市場的“發(fā)動機”，如愿以償?shù)禺斏狭嗣逼鋵嵉摹拔馁\”。被市場激素催熟的“80后牌”文學酸果很快暴露出其劣質(zhì)本性。新一代“文賊”以其驚世駭俗的舉動宣告了這樣一個事實：文化“厚黑主義”事業(yè)后繼有人。
與盜賊化的偶像們不同，一些失意的文化人開始走另一條路———裝大尾巴狼。從前些年的《懷念狼》到今年的《狼圖騰》，頹靡的出版界頻傳狼嚎，作為對充滿血性和粗獷的生命的呼喚。“小資”羊群中忽然闖進一匹來自北方草原的大尾巴狼，難免會引起一陣尖叫和騷動，于是暢銷，現(xiàn)代生活中的郁悶的人群也精神為之一振。但倘若仔細傾聽，就會發(fā)現(xiàn)這些個嚎叫聲有幾分夸張，仿佛有人在刻意學狼叫。這部暢銷書，實際上表達的是狗對狼的緬懷。失去了野性的狗們，夢想回到古老的蠻荒時代，“圖騰”一詞即隱含了這一層意義。
《狼圖騰》是一部典型的教人“裝大尾巴狼”的教科書。它以一種刻意夸張的姿態(tài)，來標榜自己身體內(nèi)部殘存的可疑的“狼性”，甚至企圖要以其嗜血的獸性來取代人性。但這種冒充的大尾巴狼看似很兇惡，實際上無非是一群草狗，最多是牧羊犬而已。另一匹是會唱歌的大尾巴狼，這很特別。他的名字也特別———刀郎，這容易給人造成錯覺，仿佛很勇猛銳利似的。我認為這是唱片發(fā)行商找來蒙人血汗錢的搭檔。這個音像市場的低檔喇叭，除了便于流傳和音量較為高亢之外，未見任何特別之處。一堆聲音垃圾，因為便宜，所以賣得好。但不管怎樣，垃圾也拿來賣錢總是不對的。
接下來的一群放在“狼群”中談論，則顯得不合適，他們更像是一群聒噪的鴨子。《新周刊》，一年一度的“新銳榜”，又嘰嘰喳喳地登場了。這份號稱新銳小資媒體的刊物，日前發(fā)起一場“保衛(wèi)張藝謀”的戰(zhàn)役，其唯一的動機只能是“惡炒”。《新周刊》代表了文化娛樂媒體的“惡俗主義”發(fā)展方向。
綜觀2004年，我們看到，在充滿喜慶氣氛的文化假面派對上，各種各樣的文化明星紛紛粉墨登場，瘋狂跳踉。2004年流行文化界的大勢即是進一步“娛樂化”。此前的“下半身寫作”、“美女－美男”等文化趨向?qū)⒈贿M一步“惡俗化”和“喜劇化”。毫無疑問，文化明星們將繼續(xù)引導著大眾文化的流行趨向，但人民已經(jīng)學會了從“偶像們”的令人難以忍受的表演中獲得快樂。文化界的人士也將從“文賊”進一步蛻變?yōu)椤拔幕〕蟆保谑⒋蟮奈幕矂≈邪缪莞髯缘慕巧＿@是文化娛樂化趨于成熟的征兆。
富于啟示性的是，日前，搞笑大師周星馳受聘到某高校任教授。這一事件表明，喜劇性正在向文化生產(chǎn)的源頭上滲透。喜劇化的教育將培育巨大的搞笑市場。喜劇時代的腳步越來越近了。這一切對于廣大文化消費者來說，實在稱得上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
（作者系上海師范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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