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9月24－26日，Ｆ1中國大獎賽在上海舉行。15萬名觀眾涌向上海國際賽車場，感受Ｆ1賽車的魅力，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4.5億觀眾通過電視收看了這場比賽。

    Ｆ1中國大獎賽至少創下了兩項“中國第一”：這是中國有史以來現場觀眾人數最多的單場比賽，也是中國有史以來票房收入最高的體育比賽。

    生物學界有一個理論：加利福尼亞森林里一只蝴蝶扇動翅膀時產生的風量，可能導致太平洋上一場風暴，這就是著名的“蝶翅效應”。

    Ｆ1也能發揮巨大的“蝶翅效應”。專家認為，與奧運會、世界杯足球賽并稱世界三大賽事的Ｆ1大獎賽落戶上海，不僅開啟了中國賽車經濟的大門，而且將對中國體育賽事、上海經濟乃至中國經濟產生深遠的影響。

    但是，當“掌聲響起來”的時候，或許很少有人去關注為“蝶翅”注入舞動力量的幕后英雄——上海國際賽車場有限公司。而該公司的主要發起人——上海久事集團更是謝絕了不少媒體的采訪要求，悄然隱入更深的幕后。

    “這是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一貫作風——盡管玩的都是‘大手筆’，但是從來都不喜歡多張揚。”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委員會副會長劉國玄對中國經濟時報記者說。

    錦衣夜行的“深水巨鱷”

    在采訪中，記者不止一次聽到對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一個形容詞——“深水巨鱷”。而且也了解到了這些“深水巨鱷”的一個又一個令人瞠目的大手筆。

    在三峽并網發電之前，中國最大的獨立發電企業是誰？

    一般人也許都知道是二灘電站，但二灘是以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為主牽頭發起的項目卻并不為人們所熟知。

    成立于1989年的二灘水電開發公司是我國第一個大型獨立發電企業，也是我國大型基建工程中第一個有限責任公司。1995年改組為二灘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由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四川省投資集團公司、中國華電集團公司三方按48：48：4的比例出資。

    二灘水電工程從1991年開工，于2000年全部竣工，項目總投資達280億元，總裝機容量達到330萬千瓦，是我國第一個大規模使用世界銀行貸款、全方位實行國際招標和合同管理、建立風險與權益共擔機制的獨立發電企業。同時也是二十世紀我國投資規模最大、裝機容量最大、技術水平最高、工程質量一流的特大型水電建設項目。

    2003年10月，國家發改委發文，授權二灘水電開發有限責任公司全面負責雅礱江流域水能資源的開發。

    富有戲劇性的是，由于雅礱江流域梯級滾動開發的全面啟動，再過十年左右，到2015年，以二灘為龍頭的雅礱江流域的梯級電站的總裝機容量將再次超越三峽，達到2300萬千瓦左右。

    操作上海Ｆ1大獎賽的上海久事集團，實力同樣不可小覷：

    Ｆ1中國站的主場地——上海國際賽車場一期建設耗資就達26億元，加上2004年后續建的大型購物中心、賽車博物館等環境配套設施，總投資將超過50億元。

    沒有金剛鉆，攬不了瓷器活。據了解，上海久事集團是上海市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參與的項目總能得到金融機構的支持。2003年9月上旬，匯豐銀行上海分行授予賽車場公司4000萬美元的授信額度。國家外匯管理局也首次批準了這項外債指標。在上海申辦Ｆ1活動過程中，匯豐銀行為上海的申辦提供了財務擔保，并從倫敦運來了Ｆ1賽車展示車。

    而Ｆ1只是上海久事集團投資的諸多上海市城市重大項目中的一個。

    據介紹，成立于1987年2月的上海久事集團，一直負責上海市城市重大項目的投資。多年以來，久事與各家銀行簽訂了規模巨大的授信協議，并于1999年發行了6億元的企業債券，為上海軌道交通明珠線進行融資。2003年，在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分行的擔保下，上海久事集團發行了40億元人民幣規模的2003上海軌道交通建設債券。

    ……

    來自中國投資協會的統計表明，到目前為止，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以及各部門成立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約有250家，地市級政府成立的投資控股公司約有150家。

    到2003年底，加入中國投資協會的74家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資產總額超過6500億元，凈資產達到3000億元，實現稅后利潤超過100億元。所投資企業的建設規模已經超過1萬億元。

    目前，中國投資協會的74家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已有18家的資產總額超過100億元，其中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和上海久事公司的資產規模分別達到770億元和708億元。

    國有投資控股公司是什么？

    在國資委研究中心新近完成的一個研究課題中，我們看到這樣一個表述：“與一般意義上的公司相比，投資控股公司的顯著特點是變生產服務經營為股權經營，或資本經營。”

    換句話講，我們日常看到的企業經營的是具體產品和服務，而投資控股公司經營的是企業股權。

    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在課題評審會上說：“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性質和任務決定其定位于資本經營，主營業務是股權經營，而不是某一產業的產品或服務，不追求某一個產業的做強做大，而是追求企業或項目的資本經營組合，主要盈利模式是股權的增值收益，這是投資控股公司與產業公司的最大區別。”

    分析人士認為，投資控股公司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產業分工、細化和財富集中密切相關，是市場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結果。

    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并非中國所獨創，除了近來被媒體廣泛關注的新加坡淡馬錫（ＴＥＭＡＳＥＫ）控股公司外，其實，在全球500家最大企業中，有很多知名企業就是國有投資公司，如德國的大眾汽車公司（ＶＷ）、日本電報電話公司（ＮＴＴ）、日本電氣股份公司（ＮＥＣ）等，在意大利、法國、比利時、英國都有不少類似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

    以新加坡淡馬錫公司為例，這家成立于1974年的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單一股東為新加坡財政部，注冊資金10億新元，是新加坡最大的國有企業。

    淡馬錫公司代表政府擁有或部分擁有下屬企業的所有權，下屬企業的最高權力機構是董事會，董事會主席及成員由控股公司和政府部門批準或直接委任。

    作為一家公司，淡馬錫并不享有任何形式的特權和優惠，與私營企業一樣參與市場競爭，開展經營活動。同時政府也不干涉淡馬錫公司的具體經營活動，只在宏觀上調控控股公司，使其投資活動能夠更好地體現國家產業政策目標。

    經過30年的發展，淡馬錫已經深入到新加坡經濟社會的各個角落，其產業涉及金融、航空、電信、交通、商業、建筑、石化、貿易、文化娛樂和服務業等方方面面，可以說，淡馬錫基本上壟斷了新加坡的主要產業。

    從經營效果看，淡馬錫是成功的。據新加坡大學的經濟學家對全新加坡500家最大企業（含國有和私營）的調查顯示，其中國有企業的利潤率高達28.8％。

    通過研究國外投資控股公司的實踐，分析人士認為，即使在高度發達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國有資本通過適當的方式參與基礎性、資源性的產業投資經營不僅是需要的，也是可行的。

    同時，在經濟全球化和全球產業重組的大背景下，單純的單一產業經營模式已經不能適應新經濟時代的挑戰。國際上有實力的跨國公司紛紛引入資本經營，以控股公司的模式在產業和金融之間運作企業的并購重組，增強企業的競爭力。

    在這個意義上說，投資控股公司的運營方式又是中國企業做強做大必經之路。

    有經濟學家在評價比利時的國家投資公司（ＮＩＭ）時，把國家投資公司視為矯正市場失靈和解決“外部性”的有效手段。政府認為，通過國家投資公司可以組建新企業、引導新產品開發、刺激公司之間的重組以及調整生產結構等。簡言之，在那些主張政府通過市場手段調控市場行為的經濟學家眼里，私人企業家做不到的事情，國家投資公司都能做到。

    而國資委的專家通過研究也發現，“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整體推進，投資控股公司作為國有經濟的一個特殊門類，其作用愈來愈加重要。”

    風雨中雛形初現

    何為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它是干什么的？從哪冒出來的？

    這是記者在采訪中曾經遇到過的疑問。

    其實，早在1988年，伴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大潮，專門從事國有資本投資經營的經濟組織——國有投資公司的群體就已經誕生了。

    當時，“它的使命是沖破計劃投資體制，探尋一條逐步與市場經濟接軌，進而促進中國特色投資業的形成與發展之路。”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裁王會生說。

    “要想了解中國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來龍去脈，有一個人你不能不見。”一位業內人士給記者建議。

    “他率先提出了中國投資業的概念，倡導成立了中國投資協會，并對國有投資公司的戰略定位、業務框架與選擇、投資控股公司的組織模式、法人治理結構的有效運轉、資本運營的經營方式、公司內部機制創新等重大問題，都做了明確而清晰的闡述。”在一本書的序言中，我們讀到了關于王文澤的介紹。

    2004年金秋的一個下午，記者在北京見到了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投資協會常務副會長、原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經理王文澤。

    “在1988年以前，中國只能說有投資工作，而沒有形成投資行業。”王文澤回憶說。

    1988年，結合投資基金制的建立，國家組建了能源、交通、原材料等6個專業投資公司，作為國家投資活動的主體。各級地方政府機構的改革也在積極準備，并進行了試點。同時，中國的對外開放也迅速發展，外商投資開始活躍。因此可以認為，從1988年以后，才具備了孕育中國投資行業的土壤，中國的投資行業才開始形成。

    王文澤告訴記者，此前國務院組織有關部委負責人先后考察了新加坡、意大利、阿根廷等國家的國有投資公司的運作模式，最后確定以新加坡淡馬錫公司作為“摹本”對國內的政府投資體制進行改造。

    應當說，以公司化運作來取代傳統的政府投資方式，這種思路在當時是很有戰略眼光的。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六大投資公司并沒有按照原來設想的方案去運作。

    “不過，這次探索為中國的投資體制改革做出了巨大貢獻。”

    王文澤所說的貢獻有三，一是把投資權從政府手里拿了出來，而且再也不可能走回老路上去；二是證明了官辦公司、事業化管理的路子走不通；三是弄清了一個道理，即政府就是政府，企業就是企業，應當各行其是。這就向市場化方向邁出了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

    “這個階段的探索雖然沒有達到預期效果，最終國家六大專業投資公司被重組了，但改革并沒有停止。”王文澤說。

    市場經濟體制下邁開大步

    1993年，黨的“十四大”召開，確立了中國市場經濟的框架，明確提出了實行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十四屆三中全會以后，國務院又對我國的投融資體制進行了重大改革，在將原6個國家專業投資公司并入國家開發銀行的同時，組建了國家開發投資公司。

    這期間，國有投資公司在觀念的轉變、發展戰略和經營方式的重新確立等方面都開始了重大改革，其核心是確立投資公司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身份”。

    1995年11月14日，中國投資協會正式成立，國務院副總理鄒家華出席成立大會并講話。

    王文澤說，從那時候開始，國有投資公司的身份開始得到確定：第一是政府投資主體，第二是政府出資人代表，第三是政府授權的投資機構。“這三個提法，各有用場，不能相互代替。”王文澤強調說。

    他回憶道：1993年11月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前夕，理論界對關于如何確立市場經濟框架進行了爭論和探索，最后終于將“誰投資，誰受益，誰負責”這個原則寫了進去。這為國有投資公司的立足和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據。

    作為改革的產物，國有投資公司可以說沒有經驗可循，沒有成功模式可資借鑒，一切需要在實踐中探索。而也正是因為投資公司是新生事物，順應了改革的潮流，所以顯示出頑強的生命力，并且取得長足發展。

    在不長的時間內，投資公司如雨后春筍般茁壯成長，特別是1994年以后，在市場經濟大潮中，投資公司逐步明確了定位和發展方向，確立了發展戰略，堅定地向規范的公司制邁進，開始步入健康有序的發展軌道。

    “也正是由于投資公司的發展和壯大，促進了中國投資業的形成和發展。”王文澤對記者說。

    1995年11月，中國投資協會（即現在的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公司專業委員會）正式成立。首任會長王文澤告訴記者：“中國投資協會營業執照的‘宗旨’當中，只寫了一句話：促進投資業的發展。”

    當年5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吳邦國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的成立大會上說：國家開發投資公司要為中國投資業的形成和發展做出貢獻。

    王文澤回憶道：“對于中國投資業的方向，當時理論界有不少爭議，可以說處于探索階段，沒有定型。但是有一條基本上達成了共識：從開發實業入手，走資本經營之路。目標是資本經營。

    “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成立大會上，吳邦國同志親自將投資公司的經營方向改為‘資本經營’。從資產管理到資本經營，是一種觀念上的更新，是中國企業經營戰略上的改變，或者說是投資業在認識上進一步深化。”

    毫無疑問，到1995年中國投資協會成立的時候，國有投資控股公司行業已經對“我是誰？我從哪里來？我現在在哪里？我到哪里去？”有了深入的思考并把握了明確的方向。

    在隨后的十年之中，國有投資控股公司行業對發展戰略和發展模式的探索一直不斷地深入，并且不斷地具體化。

    “投資公司走過十多年的成功道路，特別是協會成立以后，我們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調整投資公司的戰略定位，保證了投資公司的健康發展。現在，情況發生了重大變化，出資人已經到位，需要及時調整和把握我們的定位，在國民經濟發展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根據形勢發展和市場經濟進程，經過對投資公司性質、任務、作用等綜合分析，投資公司的定位就是一句話：投資控股公司。”

    十年做了兩件事

    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在中國的出現是同市場經濟體制的推進和投資體制改革的進程密切相關的。

    由于歷史原因，國有投資公司接手的大多是計劃體制下的撥款項目和“撥改貸”項目，這些資產數量很大，質量參差不齊，有的不僅產權不清、資產質量很差，而且出資職能不到位，還有相當一部分已經瀕臨破產。

    那么，國有投資公司有什么絕招，把這些“爛攤子”盤活呢？

    “面對如此復雜的局面，投資公司不可能把所有項目都齊頭并進、全部發展，必須按照有進有退的方針，清查資產狀況、實行分類管理，集中發展優勢產業和重點企業，對那些不良資產實施退出和重組。”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總裁王會生對記者說。

    同時，對于重點項目和企業，通過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實施規范的管理，提升企業價值，通過產權交易，實現國有資本的增值。

    “在這個意義上，國有投資公司這些年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煻�是結構調整。”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專業委員會副會長劉國玄對記者強調說。

    其實，早在1995年，國有投資公司系統就開始在自己的下屬企業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對投資企業實施大規模的公司制改造。

    “僅在1996年，我們就組織了三期董事培訓班”劉國玄回憶說。

    到2000年時，已有近2000個大中型參股控股企業、超過80％的投資項目，組建了有限責任公司，構筑了法人治理結構。2000年以后，著力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有效運轉。

    “應該說，在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方面，投資公司系統較其它行業認識早，行動快，抓得狠，成效大，為國有企業改革起到了帶頭示范作用。”劉國玄自信地對記者說。

    他舉例說，四川省投資集團公司幾年前相繼兼并了長城特鋼集團和四川峨鐵集團，控股了這兩家上市公司，用現代企業制度規范管理，盤活近20億資產，穩定了5萬就業人員。川投集團通過投資的嘉陽電廠和嘉陽煤礦，與峨鐵進行資產重組，形成“煤、電、冶”優勢互補的產業組合，經濟效益明顯好轉，使這三家國有大型企業都走出了困境。

    廣州發展集團公司以產權為紐帶，將珠江電力有限公司、廣州電力發展股份有限公司、東方電力有限公司合并，成立了廣州電力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經營資產達60億元，成為廣州地區電力產業投資、建設、經營一體化的大型電力集團。

    湖南省經濟建設投資公司最初的資產存在于房地產、餐飲娛樂、機械、電子、養殖、外貿、能源、交通，電信、商業等幾乎所有行業，分布在全省的14個地州市，最小的投資僅幾萬元，最大的也不過3000萬元。通過收縮調整，公司形成了以能源投資為支柱產業的結構布局。目前，公司在能源領域的投資占公司總資產70％以上，電力總資產達到100多億元。

    在許多國有企業尚未脫困的2000年9月，中國投資協會就在西寧召開專題會議，交流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有效運轉經驗。

    “我們不是形式上追求現代企業制度的架構，而是要求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有效運轉”劉國玄強調說。這次會議還通過一個建議，其中專門強調積極推進多元投資主體改造，按照市場運作的要求，完善內部經營機制等。

    “應該說，在當時就提出‘防止內部人控制’的問題，這還是很超前的。”一直主持國有投資公司委員會日常工作的劉國玄對記者說。

    從“邊緣”走上主賽場

    “這么多年來之所以不事張揚，是因為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一直處于邊緣化地位。”一位資深的業內人士這樣告訴記者。

    為什么會出現“邊緣化”？

    “由于我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國有經濟的主要實現形式是以生產國民經濟發展領域產品和人民生活必需品為主的生產經營型企業，而投資控股公司則由于不具體生產某個產品或從事某項產業，所以一直不被看好。”國資委研究中心的專家從理論的角度進行了闡述。

    “一談到國計民生，各級領導和各界人士自然首先會想到電力、能源、交通等行業的大公司，而投資控股公司雖然也對這些行業有不同程度的涉足，但是人們總會感覺他們只是‘配角’。”

    王文澤則直言不諱地指出：“在高層決策者決定成立投資控股公司的時候，給我們的定位就已經十分明確——拾遺補缺！”

    由于先天不足，國有投資控股公司不得不在一出生就面對“邊緣化”。

    2003年初，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告成立。國資委的成立，從組織機構上實現了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與出資人職能的分離，使多頭管理、出資人不到位這兩個困擾我國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的頑癥有所突破。

    改革、重組中央企業是國資委工作的重要內容。對于重組，國資委的思路十分清晰：突出主業，做強做大，努力成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行業排頭兵，力爭培育出30－50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集團。國資委建議，中央企業的主業不要超過3個，并明確提出，中央企業要用兩年的時間成為行業排頭兵，至少要進入前三名。

    對于產業集團來說，突出主業是毋庸置疑的現實需要和發展目標。但是對于國有投資控股公司而言，如何正確理解“突出主業”就顯得十分關鍵。

    而如果用衡量產業集團的標準來要求國有投資控股公司的“突出主業”，則會使國有投資控股公司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再度出現“邊緣化”。

    “投資控股公司經營的是股權，遵循的是階段性持股的經營理念，追求的是股權價值的最大化。”王會生說。

    如何實現“去邊緣化”？

    投資行業的創業者們在進行著不懈的努力。在不斷進行戰線收縮、優化結構的同時，跟“組織”接上關系成為投資行業一個重要的任務。

    現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中國投資協會常務副會長的王文澤，無論是組建國家開發投資公司，還是創辦中國投資協會（后改為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公司專業委員會），都傾注了大量心血，從理論到實踐為中國投資業創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在一次大會上，我說中央領導給我們規定了拾遺補缺，這是對我們最大的信任，最大的希望。”王文澤回憶道。

    他的理由是：中國國有經濟的發展，遺的和缺的太多了，20個投資控股公司都不能完成拾遺補缺的任務。所以對于投資控股公司而言，是“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應比產業控股公司擁有更大的選擇余地。

    “后來有人說我是‘歪批三國’。”王文澤笑道。

    2003年初，王文澤退居二線。在交班的時候，他笑著對新領導班子說：“就讓我專心地做好你們的‘公關先生’吧。”

    王會生執掌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并兼任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公司專業委員會會長之后，著力最多的是到國資委、發改委、財政部等部委“公關”，“我這幾個月盡最大努力想辦成的一件事，就是讓他們認可投資控股公司這種模式。”

    “國資委一位官員聽完我們的匯報后說，你們就象一個‘小國資委’，職責任務是一樣的。你們就是我們正在尋找的第二個層次。”王會生說，公關開始見到成效了。

    在中國投資協會國有投資公司專業委員會、地方電力投資專業委員會2004年年會上，王會生深有感觸地說：“國資委成立后，對投資公司有個認識過程。我們要主動匯報、主動聯系、主動介紹情況，包括大力宣傳投資公司近幾年來在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發展戰略、業務選擇、資本經營、收縮戰線、內部改革等方面的成功做法和體會。讓出資人充分了解、認知投資公司，目的是增進理解，爭取支持，發揮作用。”

    王會生告訴記者，今年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黃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和書記李毅中分別在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工作報告上做出了重要批示，其中著重指出：“辦好國家開發投資公司”、“充分發揮國投優勢”、“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這不僅是對國家開發投資公司的肯定和認同，而且是對全國投資控股公司發展方向的肯定。”王會生加重語氣說道。

    事實上，國資委專家經過調查研究，對這個過去不為人知的行業作出以下的判斷：“國有投資控股公司雖然在我國出現的時間不長，但其在貫徹國家專項經濟政策，實現政企分開、政資分開，調整和優化資產結構、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推進國有企業市場化改革，提高企業市場競爭能力等方面，做出了顯著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