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1月29日,"中航油"爆出石油期貨投資巨虧5.5億美元的新聞。消息甫出,舉世愕然！這是因為:其一,"中航油"巨虧是近十年來我國最大的國際投資市場虧損事件；其二,"中航油"巨虧發生在我國能源價格受石油價格影響強烈,價格調控效力逐漸弱化的時期；其三,"中航油"巨虧發生在我國正在爭取石油定價權的關鍵時期；其四,"中航油"巨虧發生在因應WTO協議,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我國構造完整的金融市場體系和投資品種的關鍵時期。所以,對"中航油"巨虧事件,如果不能從國際地緣政治,國家能源戰略,從中國企業步 入國際經濟舞臺所面臨的超宏觀因素等方面的挑戰加以分析,將會過于關注個案本身,忽視其消極影響和典型意義。

    "中航油"不該是個孤立的個案,它關乎走上國際舞臺的中國企業,應該以什么樣的視野和什么樣的運作機制參與國際競爭、把握市場機會、控制經營風險。特別是在投資戰略上,如何把握好與投資市場密切相關的七個因素,非常重要。這七個因素:一是國際地緣政治；二是國家資源(能源)戰略；三是國際投資市場規則；四是周邊投資市場動向；五是投資品技術走勢特征；六是投資品主力動向；七是入市風險控制。通常,人們對具體的技術指標比較在意,對一些宏觀、超宏觀因素比較忽視。正是這種忽視,導致了"中航油"的翻船。這是其他參與國際市場的中國企業尤其要汲取的教訓。

    當前,尤其是今年下半年后,影響石油價格的因素發生了重要變化,以前給"中航油"帶來機遇的市場要素也隨之發生了調整,由于"中航油"沒有對市場要素發生的變化作出及時的調整,因此這次它倒下了。

    但是,作為"中航油"一家公司而言,沒有及時把握好市場環境因素的變化,公司輸了,有其原因。但對于一個公司而言,一些重大的超宏觀因素的把握已經超出了一個公司管理層的能力范圍。

    然而,"中航油"事件對于我國眾多參與國際石油市場和國內石油市場開放的公司而言,不應因此受到重大影響。畢竟,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隨著我國對外石油購買量的不斷增大,我們必須加入到國際石油市場中去,并積極參與國際石油市場價格形成機制,為進一步拓展國際石油市場做好準備工作。

    "中航油"事件已經過去,但總結"中航油"事件的經驗教訓可以讓我們更加重視國際原油市場的價格變動對我國經濟所產生的越來越大的影響。因此,隨著我國原油進口量的不斷增大,我們必須多關心一些國際原油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增強我們下一步參與國際石油市場的能力,探索開放我國石油市場的經驗。

    油價機制和游資炒作的超宏觀因素

    新世紀之交以來持續上升的油價和1973年、1979年石油危機的油價上漲時的油價形成機制不同。在1973年和1979年油價上漲中,推動油價上漲的主導因素是地緣政治及地緣政治不穩定形成的石油供應減少和不穩定的石油供應預期,推動了油價爆漲。

    在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機中,石油地質資源儲藏的約束和石油生產能力的約束尚沒有成為影響油價劇烈波動的核心因素。同時,由于當前影響世界石油價格的紐約商品交易所石油期貨尚沒有推出,所以游資在兩次石油危機中沒有成為影響油價的重要因素。

    但是,新世紀之交以來的油價上漲(其實,向前追溯,近兩年的油價上漲是1999年油價從低谷回升的延續),不但面臨了石油生產能力接近極限這種供給和需求均衡沒辦法回避的現實,而且大量游資流入以石油期貨為主體的投資市場,惡炒地緣政治不穩定形成的石油供應能力波動預期,推高或打壓著油價。

    考察游資炒作油價的機制,可以發現石油作為現代世界能源消費的主體,國際游資大規模地的流入、炒作,在必備的三個約束條件中大做文章:其一,主要石油生產國和主要石油消費國存在國別差異,一國的能源或油價政策難以完全左右油價走勢；其二,石油的生產能力接近石油供給和需求均衡的極限,石油產量的微弱波動或某些國家石油(能源)政策調整,能夠形成油價的波動；其三,主要石油生產和貿易出口國,國內政局或地緣政治十分不穩定,石油生產能力和石油貿易出口量極易受其國內政局或地緣政治不穩定的影響。

    考察石油地質資源儲藏的分布、生產和消費狀況,以及石油供給和消費均衡的現實,可以發現,當前國際游資大規模進入、炒作石油投資工具的三個條件同時具備,并且石油是當前世界消費量最大的經濟資源,年需求量近40億噸,市場規模巨大,能夠容納巨量的資金進出。

    2004年初以來,國際游資利用主要產油國------中東的地緣政治局勢不穩,俄羅斯尤科斯事件和委內瑞拉國內政局動蕩,石油供給能力存在變數的預期,爆炒油價,致使歐配克和其他產油國幾乎竭盡產能也難以平抑油價。

    2004年8月23日后,油價已經震動了美國、西歐、中國等國家決策層,一些大國的首腦要求俄羅斯慎重處理尤科斯事件,保證石油供應。于是,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增加石油產量。同時,部分國家散布動用石油戰略儲備平抑油價的消息,力圖促進油價下調。

    但是,目前油價向下調整需要的相關條件仍不穩定,石油消費主體的北半球即將進入用油高峰的冬季,兩個最大的產油中心中東和里海周邊地緣政治變數依然,亞太地區石油需求增長仍然強勁；同時,隨著英國進入石油凈進口國的行列,石油供給結構正在面臨調整；另外,作為美國后院的南美產油國,發生工潮和政局動蕩影響石油產量的風險也存在。

    游資不會放棄這些影響油價的預期,惡炒油價爆賺其利的機會。另一方面,當前各石油消費大國都在角逐中東和里海周邊石油資源的取得通道,其斗爭演繹中也蘊藏著游資爆炒油價的獲利機會,因此,油價不會太平(在全球石油消費量接近40億噸水平和美國新經濟泡沫破裂、游資外溢的背景下,美國調控油價的能力已經降低,高油價的控制已經超出了美國常規經濟手段的范圍)。

    于是,石油產能給予世界石油供給和需求均衡的緩沖空間已經十分有限了。與石油生產能力相關的地緣政治、經濟、金融層面的任何變化,都將影響石油供給和消費脆弱的均衡,并形成油價的波動。

    油價機制和美元匯率劇烈波動

    1960年代后,美國經濟資源配置逐漸由以前技術優勢的設備、裝備技術和部分產品品質輸出,換取美國境內急需的經濟資源------進口石油等原材料資源和初級加工產品,逐步演化為通過美元境外發行------輸出美元,支持美國經濟的發展和社會穩定。

    但是,為了獲取境外經濟資源產生的過渡美元發行,首先動搖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設定的黃金--美元掛鉤的體系,其次境外美元存量急劇增長形成了境外美元游資。

    美元的過渡發行導致其缺少黃金儲備支持,奏響了黃金--美元體系解體的序曲,并在1973年演出了該體系的絕響。

    黃金和美元脫鉤并沒有解決美國經濟體系和國際收支不平衡中存在的問題,貿易和聯邦預算赤字的持續增加導致了美元發行的依賴,產生了該階段保護美元國際貿易計價、結算貨幣地位和境外外匯儲備地位的戰略任務。很清楚,美元的這些地位一旦缺失,美元支配境外經濟資源的能力也將喪失。

    于是,美國主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1976年召開會議,通過黃金非貨幣化和美元依然是國際貨幣的決議,美元成了國際間協議支撐的國際貨幣。但是,其后的石油危機及其引發的惡性通貨膨脹,仍然對美元國際貨幣地位構成了嚴重沖擊,金價爆漲。

    1980年代,里根入主白宮,實行推動資本市場發展,啟動金融創新,開放貨幣市場、期貨及金融衍生工具市場和黃金市場發展的戰略,采取吸納游資、減緩游資對實體經濟沖擊的政策措施。里根執政兩任,經濟成就卓著,歷經老布什總統過渡,在克林頓任上產生了顯著成效。

    克林頓入主白宮后,一方面承接了前任總統經濟治理的成果,另一方面充分利用了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帶來的經濟資源供給方面的寬松環境,利用美國在電子、信息和網絡等方面的優勢,構筑美國經濟資源配置的新渠道。于是,克林頓任內經濟成就輝煌,經濟高速增長,通貨膨脹的陰影遠去,美元對主要貨幣大幅升值,證券市場牛勁沖天,給國民帶來了強烈的財富幻覺。同期,美國聯邦財政預算出現贏余,創造了近幾十年美國財政史上的奇跡。執政后期,推出新經濟概念,將新經濟泡沫吹至即將破裂的邊緣,同時也將美國貨幣市場、資本市場、期貨市場發展的規模推到了極致。

    2000年小布什入主白宮,新經濟泡沫破裂,美國經濟發展和經濟資源配置能力風光難續。2001年9月11日,發生了影響重大的9·11事件,美元對主要貨幣開始貶值。同時,里根總統時期構造的吸納游資的辦法,使虛擬經濟市場吸納游資能力也達到了極限,游資溢出沖擊實體經濟,推動以石油為基礎的資源性產品價格持續上漲。

    2002年初,歐元進入流通領域,國際貨幣體系出現了與美元抗衡的貨幣。同時,在反恐和貨幣地位保衛壓力下,美國出現了前所未有的艱難階段,貿易赤字和聯邦預算赤字出現了創紀錄的增長,加快了美元對歐元等主要貨幣貶值的速度,進一步推動了以石油為基礎的資源性產品的價格上漲。

    在今后的一個很長時期內,如果美國因戰略反恐等因素形成的雙高赤字不能緩解,匯率仍然是推動石油價格上漲的重要動力之一。

    油價機制和廣泛的國家石油(能源)安全戰略

    受美國在世界石油蘊藏豐富地區滲透、俄羅斯石油外交花樣百出的影響,以及主要石油生產國地緣政治的不穩定等因素的影響,更多的工業化國家、甚至包括部分發展中國家,紛紛關注自身的石油(能源)安全問題。

    石油作為現代工業和現代國防的血液與基礎能源,能否取得穩定的資源儲藏,并且以較低的油價取得石油供給,是工業化國家國民經濟持續穩定發展和國家國防安全的重要條件。越來越多的國家關注自身的石油取得渠道和石油安全問題,這里是其注腳。

    近年來,隨著9·11事件后文明間的沖突逐漸明朗化,蘊藏著豐富石油地質資源儲藏的中東伊斯蘭世界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文明間的沖突引發地緣政治間沖突的可能性增大。同時為了爭奪石油地質資源,爆發地區之間沖突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石油地質資源儲藏取得的穩定性變得越來越差,因此越來越多的國家逐漸開始關注自身的石油安全和戰略問題,并且許多國家已將石油戰略安全作為外交和國家戰略展開的重要工作。

    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關注國家石油安全和戰略問題,紛紛建立各自的石油安全戰略和戰略石油儲備,石油供給和需求平衡受到了更大的沖擊。于是,石油地質資源儲量相對較少的國家或地區已經盡量減少本土石油開采量,在設法延長本土石油地質資源儲藏開采年限的同時,采取盡可能從石油市場進口石油的戰略。這一戰略的實施,一方面抑制了現有石油生產能力的發揮,減少了石油市場的原油供給量；另一方面這種政策措施又擴大了石油市場的原油需求量。這種局面的存在,擴大了石油市場的原油供給和需求的矛盾,促進了當前石油市場高油價局面的形成。

    對于石油地質資源豐富的國家或地區而言,為了利用大自然饋贈的石油地質資源更多地配置其它國家的社會經濟財富,促使他們維持較高的石油市場油價,在一定限度內采取限制石油產量的戰略。

    從石油工業史考察,雖然主要石油生產國和消費國采取石油安全戰略已經具有一定的歷史,但是隨著重要的產油國英國和加拿大等國石油地質資源的日益枯竭(以2001年的石油開采量21500萬噸計算,其石油地質資源量只能開采到2007年前后),美國和加拿大等國石油產量隨著資源減少產能下降,這種影響會進一步加劇。與此相對應,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制定自己的石油安全戰略,石油供給相對短缺的局面將在未來一段時間延續,并作用于油價,推動油價上漲。

    上面我們梳理了石油期貨這個投資品種復雜的超宏觀因素。放眼國際投資市場,其他投資品種又何嘗不受那些復雜因素影響呢?而走上國際舞臺的中國企業如果不研究這些超宏觀因素,難免會吃苦頭,難免要碰到許多周折。

    文化沖突等超宏觀因素影響油價形成機制

    1、能源(石油)消費和油價機制與現代社會的關系。

    在現代文明史中,以社會分工和社會結構分化為特征的現代社會演化發展,與以鋼鐵為主體的材料載體發展和以煤炭、石油為載體的能源結構轉換密切相關。

    在工業化進程中,以蒸氣機為動力的機車的發明和鐵路的鋪設,提高了社會經濟資源生產、流轉的經濟半徑。其后,電力和石油漸次進入現代能源領域,再次提高了社會分工和社會經濟資源生產的工業化程度,并且使運輸的成本變得十分經濟,部分社會經濟資源生產的經濟半徑幾乎抵達了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

    與此相對應,在現代能源得到廣泛應用的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資源的生產能力和生產水平都得到了提高,社會財富總量大幅增長,社會個體的生活水平變得富裕。與此相對應,現代社會也搭在了能源消費的基礎之上。

    在工業化國家中,石油是能源消費的主題,因此,石油是工業化國家的經濟和戰略安全資源,是社會經濟發展和穩定運行的血液,是牽動國際政治神經的資源。

    同時,由于工業化國家人均能源消費在6-7噸標準煤/年(其中,加拿大人均超過了14噸標準煤/年,美國人均超過了12噸標準煤/年和3噸石油/年),是消費量最大的經濟資源,其中石油是其能源消費的主體。更為重要的是,由于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消費結構中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石油價格的上漲會帶動能源總體價格的上漲,形成通貨膨脹的推動力。因此,歷史上石油價格的劇烈上漲都帶來了嚴重或惡性的通貨膨脹。

    又由于現代社會是一個以資本市場為主體的虛擬經濟十分發達的經濟體,以石油為主體的能源價格上漲和通貨膨脹,會帶來極為嚴重的虛擬經濟市場沖擊,造成虛擬經濟泡沫破裂,形成金融資產縮水。尤其是對美國這樣的虛擬經濟和金融市場十分發達的國家而言,石油價格大幅上揚形成的社會經濟后果更為明顯。

    2、油價機制與動蕩的地緣政治。

    由于地球古地質構造的原因,重要的能源資源如煤炭、石油的地質儲藏分布十分不均勻(由于地貌和氣候的原因,水能的分布也不均勻)。至新千年到來之際,世界已探明石油可采地質儲量主要集中在中東地區。與其它產油國家或地區不同的是,中東地區產油國石油產量中,國際貿易所占的比重很大,如石油生產大國沙特阿拉伯、科威特、阿聯酋等國,石油貿易量占石油產量的80%左右,是世界石油貿易的有生力量。因此中東地區是否穩定,是油價能否穩定的重要條件。

    2001年美國9·11事件爆發后,美國發動了戰略反恐,其戰爭已經指向了伊斯蘭文明核心地區和石油儲藏地。中東的地緣政治變得愈加撲朔迷離。于是,國際石油供給的穩定性預期變得十分不穩定,成為影響眾多國家和地區石油(能源)安全戰略的重要因素。因此,中東的地緣政治也已成為牽動國際油價的重要神經。

    世界石油消費量統計：1965-2003單位：百萬噸

    年份   消費量   年份   消費量   年份   消費量
    1965   1528.6   1978   3056.8   1991   3134.8
    1966   1644.9   1979   3104.7   1992   3167.0
    1967   1762.4   1980   2974.7   1993   3139.3
    1968   1911.2   1981   2870.7   1994   3198.5
    1969   2075.1   1982   2778.2   1995   3246.3
    1970   2252.9   1983   2762.8   1996   3322.7
    1971   2375.4   1984   2814.8   1997   3398.0
    1972   2554.2   1985   2802.2   1998   3416.9
    1973   2752.4   1986   2890.4   1999   3485.1
    1974   2708.3   1987   2946.3   2000   3526.1
    1975   2676.6   1988   3037.0   2001   3538.2
    1976   2851.2   1989   3085.4   2002   3562.6
    1977   2945.3   1990   3138.0   2003   363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