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題：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多了，賣難、價格下跌，農民受損；農產品少了，價格上升，農民得利也不多等現象，凸顯農民組織起來進入市場的必要性。

    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以來，我省在1984～1985年期間、1989～1993年上半年期間、1995年下半年至1999年期間先后發生了三次大的農產品賣難現象。伴隨著賣糧難的是農民收入的增速減緩，而且其對農民收入的影響程度從廣度和深度上也越來越大。 第一次賣難基本上只局限在糧食作物，并且由于農產品的收購政策仍然是統購統銷，基本不涉及到價格問題，只是銷售渠道受阻。但盡管如此，農民收入依然受到影響，1985年江蘇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10%，增速比上年回落16個百分點。第二次賣難則擴大到經濟作物，同時由于農產品尤其是糧食市場在逐步放開，農產品價格受到沖擊，1991年江蘇糧食收購價格比1989年下降10%，1992年的經濟作物的價格比上年下降7.7%；1989年江蘇農民人均純收入只比上年增長99%，增速比上年回落17個百分點，1990年農民純收入比上年增長0.9%，同比再回落9個百分點；第三次賣難基本上涉及到所有農產品，2000年江蘇糧食收購價比1996年下降31%，1999年經濟作物收購價比1997年下降35%，2000年畜產品收購價比1997年下降25%；農民人均純收入在1996年增長23%之后，1997年增速大幅度下降至8%，回落15個百分點，此后江蘇農民收入的增速始終在低位徘徊。

    屢次農產品賣難，并導致農民收入增長放緩說明，轉向家庭經營以后的分散農戶，無組織地盲目生產和自營銷售，難以與經常變化的市場供求形勢相合拍。農民需要組織起來進入市場已成為各方面的一個共識。

    即便在農產品旺銷時，同樣由于農民的分散和無組織，難以直接參與農產品的流通，農民從農產品漲價中的獲益仍不多。以2004年上半年的糧食市場價格上漲為例，與上年同期相比，2004年一季度江蘇秈稻、粳稻、小麥、玉米售價分別增長41.8%、54.6%、32.5%、25.4%。糧價的上升理應增加農民的收益，但調查表明，糧價上漲帶來的收益，大部為糧販所獲。2004年一季度全省秈稻、粳稻、小麥、玉米集貿（糧販出售）價的同比增幅分別比農戶出售價高5%、3%、17%、61%。個中原由主要是農民并不掌握市場的主動權，完全是被動參與，對信息的收集、加工能力缺乏，出售農產品時往往受制于經銷商。

    農產品價格下跌，農民受損；農產品價格上漲，農民得利也不多。這充分說明了市場經濟條件下，分散的農戶在經濟交往中只能處于被動接受的局面。農民需要組織起來應對市場，以獲得生產、流通和銷售的最大利潤。

    一、我省農民經濟組織的發展情況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農村開始實行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廢除了人民公社體制，進行了政社分設，極大地調動起廣大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挖掘出了長期以來形成的潛在生產力，充分發揮了農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農業和農村經濟進入到持續增長的新時期。但隨著形勢的發展，這種“一家一戶”的分散生產、自主經營的模式，日益顯示出其弊端，為了擴大生產、進入市場、增加收入，農民自發燃起了進行聯合與合作的愿望。

    在新的形勢下，農村涌現出了不同程度上具有合作性質的農民經濟組織。自80年代中期起，我省部分地區已經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經營方式，即將農產品的生產、加工、流通等運行環節緊密連接起來，實行一體化經營。這種經營方式其實質在于利益一體化，也就是將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三個環節的經濟收益結成一體，由追求各自環節的利潤最大化變為追求整個農業產業體系的利潤最大化，農民除繼續享有生產環節的經濟收益外，也享有加工和流通兩個環節的經濟收益。在具體形式上，主要通過入股分紅、利潤返還、收購價保護等途徑予以實現，改變了農民在生產環節收益偏低的狀況。在推進經營一體化這種經營方式的過程中，有農民自己組織起來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等綜合經營活動的，也有農民、加工企業和流通企業聯合起來的，但目前更多的、也更具活力的是由加工企業或流通企業牽頭，通過建立農產品生產基地與農民結成利益共同體，將過去的商品買斷關系轉變為經濟合作關系。

    進入九十年代后，全省各地積極探索種養加一條龍、貿工農一體化經營，將我省農業產業化經營繼續向前推進。為加快提高務農效益，促進農業生產，省委、省政府于1997年8月召開了專題會議，總結經驗，明確思路，作出了一系列工作部署，會后，各地因地制宜、積極制定規劃，落實發展措施，全省農業產業化的步伐明顯加快，從而也帶動了農民組織化程度的提高。據統計，2003年底全省共有各類農民合作組織5360個，聯系會員230萬人；龍頭企業聯系的農戶更多，目前全省有各類龍頭企業2000多家，僅一百多家省級重點農業龍頭企業直接帶動的農戶就達300多萬戶。

    與20世紀50年代舉辦的合作社不同的是，當今的經濟合作關系的基礎是分散的產權，分散的經濟主體各因共同的經濟利益聯接成一個經濟實體；這一經濟實體的功能，正是為分散的產權服務，使個別的分散的產權不僅更具內部效率，也更具外部的市場競爭效率。因此，經濟組織與分散的產權主體之間的利益聯合，必然使成員更關注經濟組織的發展，愿意積極參與制度性的制約行動。發展經濟組織的目的不僅在于反壟斷和保護自我，更在于方便生產經營，提高效率，以最少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通過各種各樣的合作組織，將分散的、無力的、低效的小生產改造為相互聯系的、有力的、高效的大生產，使其從整體上成為一個大鏈條，連結好生產與市場，解決小生產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因此農戶有較高的參與熱情，據科研部門在2002年的調查，江蘇有七成以上的被調查農戶表示有必要參加形式多樣的經濟組織。

    二、江蘇農民組織化的類型及優點

    “農民組織”既包括農民為增進自身利益而組成的行動集團，也包含在農民與市場之間起橋梁和紐帶作用的其它中介組織，并不特指僅由農民發起和組織的合作組織。農民組織的主要作用是幫助農民以盡可能低的成本，方便快捷地進入要素市場和商品市場。從這個概念出發，“農民組織”不僅僅包括農民的自助組織，也包括為農民服務的其他類型組織，如中介、農業龍頭企業等。因此，我們認為只要將農村生產要素合理組織，從而將分散的小農生產配置為一定程度的規模經營的形式便可視為農民實現了組織化生產�！稗r民組織化”則是農民實現有組織生產的由低級到高級的逐步發展過程。據此將目前江蘇農民組織的方式分解為以下幾種類型。

    1、農民專業合作社。這種形式的合作組織主要是圍繞著某一產業或產品的經營和服務，為農民自愿投資入股，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合作組織。一般是實體性的，內部比較緊密，除按股付息外，還按產品的購銷量向社員返還利潤。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主要目的是農民為應付市場經濟的挑戰，在生產和消費領域建立起來的自助互助組織，通過自愿聯合體，組織農民進入社會化大市場。全省現有農民專業合作社1859個。如海安縣按“自愿入社、自籌資金、自我管理、自負盈虧、自主分配”的基本準則，分別成立了禽蛋專業合作社和生豬合作社；句容市春城丁莊葡萄合作社等數十個農民專業合作社已發展成為省級試點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

    農民專業合作社是農民自發組織起來的合作組織，是適應市場變化的結果，能夠代表入社社員的利益，通過有效的合作方式把農戶與市場聯接起來，既保持了家庭經營的獨立性，又提高了農戶經營的規模效益；通過生產、分配、交換、消費各個環節的合作，降低了中間交易成本并把由此節省的交易費用保留在農業內部，有利于農業積累機制的形成；合作顯示了集體的力量，提高了農戶在市場、政府、消費者面前的討價還價能力，增強了與工商企業的市場競爭力，有利于形成農戶利益的自我保護機制。如2001年成立的常州市禮嘉新南葡萄合作社，依托合作社自辦的江南葡萄研究所對合作社成員統一供種；并邀請浙江農大等高校專家教授傳授葡萄生產技術，達到統一技術服務；合作社內部成立農資生產供應部，以合作社的名義對外統一采購生產資料，達到對內統一農資供應；以上“三統一”基本保證了對外銷售時葡萄能統一品質和品牌；合作社同時要求采用統一包裝、集中統一銷售，從而使合作社得到了快速發展，目前該合作社在南京、上海、無錫等大中城市農產品批發市場設立銷售專營店，并與上海華中市場、華聯超市(資訊 行情 論壇)等簽訂了長期供貨合同。合作社對內采取緊密的利益聯結機制：以高出當地市場0.5-1元/公斤的保護價統一收購社員的葡萄外，實行利潤二次分配，合作社將賺取的利潤按照社員交易量的大小全額返還給社員。據匡算，入社成員戶均葡萄純收入年均達4萬多元，葡萄已經成了當地農民增收的重要渠道。

    2、農產品專業協會。專業協會以服務為宗旨，以產品為紐帶，以維護會員合法權益、抗御市場風險、加強行業自律為目的，在一定區域范圍內，由涉農企事業單位、專業大戶等根據生產經營活動需要，組織一部分農戶依法成立的社團組織，主要是圍繞某項生產經營或服務而形成的。這類組織全省有3501個。如東縣景安禽業專業協會，2000年6月由眾發禽業有限公司發起，吸納當地養雞大戶和浙江、安徽等地經銷大戶成立的。該協會積極培植養雞戶，擴大規模，目前會員已由剛組建時的88人發展到300多人。協會在發展會員的同時，充分發揮會員拇�动效应，守曠R厙�惦y��?в?/SPAN>600多戶增加到近1500戶。

    農產品專業協會大多由專業大戶或農業龍頭企業組建，也有少部分由政府組建。其優點是：可以充分利用專業大戶或龍頭企業人才、資金、設備、管理經驗及銷售渠道等優勢，發揮協會的橋梁與紐帶作用，把基地、農戶與市場連接起來，結成緊密的產加銷一條龍、農工貿一體化的生產經營體系。如灌云縣棉花協會就是由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江蘇金田集團牽頭，由楊集、圖河、魯河、圩豐等5個鄉鎮的棉農參加，聯合部分紡織企業以及棉花研究機構于2001年設立的。

    3、股份合作型。由一些先富起來或有積累的農戶，以入股的方式聯合經營，也有的實行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相結合，其顯著特點是民主管理，風險共擔，按股分配。徐州市賈汪區塔山鎮溝上村13戶村民，以每戶入股5萬元的方式于1999年5月成立了“信達股份合作公司”，并投資興建儲量達600噸的保鮮恒溫冷庫一座，廠房面積1200平方米。公司設有董事會，股東按“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原則，年終結算，按股分配。公司成立兩個月，就收購并冷儲黃皮洋蔥500噸，成交額逾19萬元，銷售到山東、韓國等地。

    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兼有股份制和合作制的特征。就現狀而言，股份合作經濟組織大多是鄉村集體經濟改組而成的所謂“股份合作社”�，F在蘇州、無錫、常州武進等地積極探索的“村股合作社”（蘇州稱社區股份合作社），就是這一類型的典型代表。蘇南地區目前普遍采取的形式是將行政村集體資產量化折股，“分資到民”，歸入新組建的村股合作社管理。根據試點情況，村股合作社有效解決了村級集體資產產權不清、收益分配不規范、資本保值、增值難度大等問題。

    4、龍頭企業帶動型。是指一個產權獨立的決策實體里，把產供銷各環節納入到一個統一的經營體內，形成企業化經營。它集服務和生產于一身，表現為單一經濟實體內部相互關聯的經濟過程。這一組織形式的內部主要是農戶和龍頭企業，關鍵在于龍頭企業的建設。龍頭企業是指基礎雄厚、輻射面廣、帶動能力強的農副產品加工、銷售企業或企業集團。目前全省規模以上龍頭企業有2797家，其中億元以上的龍頭企業203家，省級重點龍頭企業180家，國家級重點龍頭企業16家。龍頭企業帶動型即“公司+農戶”的組織方式聯合規模較大，對農戶的帶動能力強，見效較快，目前是各地重點扶持的主要合作形式。2004年上半年全省僅省級龍頭企業直接帶動的農戶就達359萬戶。

    龍頭企業型的優點在于：由于企業的資本集中程度較高，易取得壟斷利潤。組織間能夠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低成本和高收益的好處；完善的分銷網絡和先進的營銷手段易于靈活進出市場，抵御市場風險能力強。農戶通過和企業簽定某種形式的契約關系，降低了生產經營的不確定性，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的市場風險。例如，農戶由于經營規模小，搜尋信息的手段落后，信息成本較高，通過與企業聯合，可以減少其信息成本，增加經營過程中的確定性。同時較為穩定的供求關系有效地節約了交易費用、降低成本：如信息成本、運輸成本、壟斷定價的損失成本。如太倉廣東溫氏家禽有限公司是一個以養雞業為主的集產、研、銷為一體的省級農業龍頭企業，目前聯系、帶動農戶2300余戶，養雞戶所有的精力只需放在養雞上，品種、飼料、防疫、收購、銷售等其它環節都有“溫氏”公司負責。據調查，在前兩年市場平穩的情況下，溫氏聯系的養雞戶平均每個養雞大棚每年純收入在一萬元左右。

    5、中介組織或能人牽頭組織型。包括種養大戶、運銷大戶、農民經紀人等，其經營活動多以從事農產品運銷為主，有經紀人組合和能人大戶聯合等多種形式。這種組織較為松散，主要是由于經紀人或運銷大戶有自己的銷售渠道，為了擴大銷售和穩定貨源，組織當地一些農民生產其販賣的農產品，客觀上在引導農民發展生產、進入市場、疏通產銷環節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中介組織型的優點在于是分戶經營的基本格局不變。農戶承包地的使用權不必轉讓，仍然由承包戶自主行使，這可能更加容易被多數農戶所接受。同時，農戶掌握著較多的主動權，農戶和運銷大戶間可以簽訂合同，也可以不簽訂合同，只要雙方同意，在合適的時候，就可以交易。一定程度上農戶的自主選擇權決定著規模經營的大小和成敗。目前活躍在各地的農民經紀人即屬于這種類型，他們一方面連結農民和市場，盤活了農產品流通，增加了農民的收入，帶動了農業結構的調整，另一方面吸納一大批農村剩余勞力轉移到第三產業，開辟了農民增收的新途徑。

    三、目前農民組織化模式的不足

    上述幾種類型的農業產業化組織在實踐中推進了江蘇農民的組織化程度，一定程度上改變了農業弱質地位，把千家萬戶的小規模經營與大市場聯結起來，提高了農業的比較效益和市場化程度。但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由于尚在發展階段，上述幾種組織化類型還存在一些問題和不足，還不能對組織成員的切身利益給予充分的保護。尤其是在多數模式中，農戶只是聯系單位的生產者，并不能參與整個組織的運營，僅僅向聯系單位提供產品，完全處于被動接受的地位。

    下面通過幾個典型案例和現象來詳細剖解相關類型的農民組織化模式的情況。

    1、2003年灌南縣新集鄉綠苑蔬菜協會與某罐頭廠簽訂了200畝扁豆收購合同，協會對會員口頭承諾確保畝收入600元以上，但由于遭受洪澇災害幾乎絕收，協會無償投入的種子、肥料，社員拒絕償還，致使該協會解體。這不是個案，事實上，灌南縣在九十年代末期全縣共有300余個農民專業合作組織，但由于建立的不規范和缺乏必要的引導，到2002年只剩下12家。

    2、據調查，目前多數辦得較成功的農民經濟合作組織都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農民合作組織，如灌云縣金云鵝業合作社、綠灌禽業合作社、高郵市甘垛棉花產銷合作社、坤興養豬合作社、立華養雞專業合作社等等都是由當地的農業龍頭企業組建的；還有一些合作經濟組織，如武進禮加鎮的葡萄合作社、雪堰鎮的果品合作社、芙蓉鎮的奶牛合作社等，由發展初的群眾性自助組織改變為集技術開發、生產管理、經營銷售于一體的企業實體。這種方式使農民經濟合作組織與農業龍頭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比與社員之間的關系更密切，在實踐中更多地代表企業的利益，而難以充分維護社員的切身利益。據合作社或協會組織者介紹，這主要是由于目前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市場交易中缺乏法定的經濟地位，在貸款、銷售、擔保等方面都不具備承擔相應法律責任的義務，如果沒有一個經濟實體作為依托，合作組織的運營、生存都將存在問題。

    3、2003年無錫市推行村集體經濟股份合作制改革試點，北塘區梨花莊村是試點單位之一。其做法是村集體經濟的經營性資產的50%歸集體并由全體股東共同所有，余下的50%量化給享有股東權利的村民所有。兩部分資產重組后建立村股經濟合作社。按此辦法，2003年底梨花莊村將9600萬村級貨幣集體資產量化折股組建梨花莊村股經濟合作社，其中4800萬分給1127個股民，余下的4800萬是集體股。2003年村級集體資產盈利580萬元，經股東討論決定拿出其中的72萬元，用于股東分紅，人均分紅近700元，其余的作為積累擴大生產和公益金，農民得到了經濟實惠。但從中不難看出，這種股份合作社要求具有較高的資本積累，如試點的梨花莊村僅貨幣資產就有9600萬元，多數地區的農村很難達到這一條件，只能望“股”興嘆。

    4、南京奶業集團是以生產奶制品為主的國家級重點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在正常年景，奶業集團吸納農民和下崗職工6000多人從事奶牛養殖，人均年收入近萬元。但在奶制品行業不景氣時，奶牛養殖戶依然擺脫不了虧損的境地。2002年2月份南京浦口區等一些地方爆發了奶農將鮮奶直接倒入下水道的事件。原因是春節前后是奶制品消費淡季，出于需求下降，南京奶業集團開始減少鮮奶收購量，于是一些擠奶站對奶農減半收購，有些擠奶站甚至直接撕毀了與養牛戶的收購協議，致使一部分奶農被迫將大量的新鮮牛奶倒掉。

    總結上述案例和現象，可以看出目前的農民組織化模式存在著以下不足。

    1、目前合作經濟組織機制尚不規范。如沒有登記注冊、沒有章程，或有章程但很不規范，缺乏必要的管理制度，還有的合作經濟組織在重大項目和活動中決策不夠民主等等，這些都造成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發展中的一些不穩定因素：由于合作組織內部運行機制不規范，利益聯接機制不健全，組織內部對如何確保會員利益和保持組織順利運轉之間沒有做到平衡，有利就合，無利就散，遇風險就垮，相互毀約的事情便時有發生。

    2、合作經濟組織依托經濟實體，不利于成員利益的保護。目前辦得較好的合作社或協會多依托于某一經濟實體或在發展后自辦經濟實體，這實際上使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作用發生了異化，從農民自助組織變成了企業的代理人，合作經濟組織與成員之間的經濟關系實際上是買賣關系，不利于農民利益的維護。這就不難理解雖然有很多農民有愿望參加合作經濟組織，但大多數人仍認為合作經濟組織和別的企業一樣，是為賺農民的錢而建立的組織。江蘇僅有不到四成的農戶認為合作組織是由農民自發組織的、為農民提供服務的、不以賺錢為目的的互助合作組織。

    3、農民合作組織的法律地位尚未得到明確，直接影響了合作社的運營。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一部《合作組織法》，使得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作為“民辦、民管、民受益”的專業合作組織，其法律地位得不到明確，在法人登記、征繳賦稅、貸款等方面缺乏必要的適用法律依據。這種狀況已經給其經營活動帶來了種種不便。首先，由于沒有明確的法律地位，銀行、信用社等金融機構不敢給農業合作社貸款，更沒有機構敢給農業合作社擔保；其次，農業合作社沒有資格對外簽訂購銷合同；更嚴重的是，一旦出現對外利益糾紛，農業合作社根本無力承擔隨之而來的法律經濟責任。由于合作社和協會的法律地位不明，在市場交易中難以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為了規避不明的法律地位，多數合作經濟組織便紛紛依托經濟實體，使合作經濟組織的性質的職能發生了不利于維護農民利益的變化。

    4、股份合作制雖好，但其要求較高，目前來看，還難以在全省普遍推廣。尤其是蘇南推廣的村股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實際上是建立在原來蘇南村集體的資產較為雄厚的基礎上，股份化后，農民有利可圖。但對蘇北和蘇中的部分地區，相當多的村集體資產是負值，有些甚至是負債累累，股份化后農民反受其累，目前來看，這種模式尚難在全省普遍推廣。農民自愿組建的股份合作社，一般地對參股的農民要求也較高，也不太適合一般農民。

    5、在龍頭企業帶動型的組織模式中，農民和公司是一一對應關系，農戶和該地區唯一的龍頭企業掛鉤，企業處于壟斷地位，不利于農民利益的保護。公司雖然宣稱和農戶結成的是“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利益機制，但由于龍頭企業過少，一定程度上存在壟斷現象，相互間缺乏競爭，在與農戶的合作中經常處于優勢地位，在信息的獲取和價格的制定中雙方信息也不對稱。這樣容易造成企業從本位利益出發，出現合同附和化現象，使農民利益在壟斷低價下受損。而且，一旦市場變化，企業經營不好，違約和毀約會給農民造成更大的經濟損失。

    同樣出于利益的考慮，農業龍頭公司更樂意從事獲利快、周期短的項目，真正從事農產品深加工的不多，對農民增收的效果不明顯。農產品的加工程度決定著農產品的增值程度。越是精深加工，增值程度越大。而龍頭企業中，從事農產品精深加工的并不多，其增值的空間相對也較小，2003年省級龍頭企業的平均利潤低于以農產品為原料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這意味著即便給予財政、金融和稅收等方面的優惠待遇，多數龍頭企業在經營活動中仍沒有獲取較高的利潤，這就決定了龍頭企業向農民返還利潤的難度和帶動農民收入增長的難度。

    6、目前模式主要解決農產品銷售環節的組織問題，而產前和產中等諸環節并沒有瘦到關注。而實際上產前、產中有大量的需要農民組織起來運作或組織起來運作更有利的事，如統一購買種子、化肥、農藥等生產資料。和分散購買相比，組織起來農民有更多的選擇機會，可以處于更有利的談判地位，可以節省費用，降低成本，購買到假冒偽劣產品的可能性也大為降低。

    四、提高農民組織化程度的建議

    1、龍頭企業應更多地涉足農產品深加工，不能僅僅停留在運輸和初級加工階段。由于農產品運輸和初級加工的利潤空間有限，龍頭企業在經營中和農民爭奪利潤的現象時有發生，龍頭企業應更多地涉足農產品深加工，向農產品加工的廣度和深度進軍，以創造更多的價值，這樣才有可能更多、更好地向農戶返還利潤。

    2、放開資金進入農業的門檻，擴大競爭，讓農民在企業的競爭中獲益。充分放開資金進入農業的渠道，不論規模大小、資本性質，只要涉及農業生產，農民在與之掛鉤后能獲益，就應該享受政策優惠待遇。這樣可以鼓勵更多的農業企業參與市場競爭，可以提高企業在市場上的機會成本，進而提高其均衡價格，使農民、農業真正從農業產業化中受益。

    3、村委會應發揮其應有的經濟職能，組織村民共同應對市場。目前來看，村委會完全可以在農業生產資料、生產工具的購買和農產品的銷售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根據我們2002年的調查：由于糧站收購標準高、要求嚴，當年新上市的稻谷相當部分賣給了個體收購商，單價為0.51至0.52元/斤（粳稻）；而一些米廠和食品加工廠也需要大量的稻谷，收購價是一斤0.54元左右，收購商每斤就賺取了2到3分錢的利潤。如果村委會將更多的精力用在發展村級經濟上，在農產品大量上市時及時捕捉需求信息，組織村民集中對外銷售，以較優的價格出售是完全可能的。

    4、政府放開那些仍然有贏利條件的涉農領域，比如生產資料供應、農產品的儲運、銷售、加工，農業金融、保險等，允許或特許農民組織起來的合作組織進入這些可以通過規模經營產生收益的領域。這就要求政府在農村政策安排上能夠做到放開壟斷，把那些涉農部門控制的贏利領域讓給農民。這樣，合作社或專業協會才能有較大的經營空間和盈利空間。

    5、盡快出臺《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法》，著重規范農民合作經濟的組織建設、內部管理和法律地位問題。從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狀況看，它既有行業管理的職能，類似于行業管理協會，如養兔協會、果業協會等；又具有合作社的性質，為社員提供與農業生產和產品銷售相關的各類服務；還具有企業的性質，為成員謀求最大限度的利益。因此，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既不同于一般的社團法人，又不同于一般企業法人，而是介于二者之間的特殊法人。建議在立法時考慮其多重性質，定位既要讓合作組織能便利地開展服務，也要考慮到其盈利的特點，以便其盡可能地為組織成員謀取利益。

    據了解，浙江省已經制訂了國內第一個關于農業合作社的地方性法規——《浙江省農民專業合作社組織條例（草案）》，目前正在初審階段，這將為浙江農業合作社的發展掃清最大障礙。江蘇作為農業大省和農業強省，理應更加積極主動地促進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盡快健康發展。在尊重農民合作需求與意愿的前提下，積極采取包括立法在內的多種手段，為合作組織的健康快速發展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以降低合作組織的制度創新成本和運營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