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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陳墨
“我每天都想哭一場！”新華聯集團董事局主席傅軍說。
讓傅軍想哭的，是中國民營企業面臨的市場及法制環境。他說，要把一個民營企業做強做大，有時候是很痛苦的，相對法制環境好的國家，你得付出幾倍的努力。“你們不要以
為我很輕松。”
中國需要大而強的民營企業
“中國民營企業能不能做大”，成為日前在北京召開的“2004中國年度管理大會”的重要議題。正是這個話題勾起了傅軍的“傷心事”。
如果將民營企業作為一個整體，即從“民營經濟”概念來看，答案似乎已經不言而喻。
全國工商聯于2003年底發布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分析報告》，依據2002年數據得出的結論是：
民營經濟占中國ＧＤＰ的比重約為48．5％，投資占全社會投資比重40．3％，上繳稅收占全社會的37％，完成的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占全社會的50％，吸納就業占全社會90．3％。
“看起來，這個問題本來用不著討論，因為中國民營經濟已經很大了，自然也誕生了不少大的民營企業。”萬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巍說，“但是，以德隆為代表的一些民營企業失足，以及國家宏觀調控的總體形勢，讓我們覺得又有了討論的必要。”
王巍的話為這個話題增添了幾分凝重感。
僅僅在一年多以前，各種類似場合，人們看到的民營企業大多是一副意氣風發、指點江山、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
事易時移，如今，民營企業普遍調低了調門，以謹慎代替了激昂，以“做好基本功”的表白，代替了“兼并重組，產業整合”的號角。
王巍說，在這種情勢下，中國民營企業如何做大，已經成為一個“嚴肅的問題”，因為“民營企業與國有企業、外資企業的正面競爭已經開始了”。
“更重要的是，總體大并不意味著個體大，總體能做大也不表示個體必然能做大。”慧聰集團ＣＥＯ郭凡生說。
在郭凡生眼里，民營企業做大的標志，就是誕生中國的ＩＢＭ、微軟，就是進入“世界500強”。“目前進入‘500強’的企業為什么都是國有企業，而且大多數是壟斷企業？”
郭凡生的問題其實不需要回答，“不然把石油、電信放開，我不相信民營企業做不過國有企業！”
“中國需要大企業和強企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副院長張維迎說，“我們國家為什么市場這么混亂，假冒偽劣、坑蒙拐騙、不講信用現象為什么這么多？就是因為我們的產業集中度低，缺少高素質、領袖級企業。”
誰來變大變強？要么是國有企業，要么是外資企業，要么是民營企業。
“在這點上，中國的民營企業應當承擔起歷史的責任。至少不應當讓外資企業主導中國經濟。”張維迎說。
怎么衡量企業是否做大做強？
張維迎的觀點是：看看這個行業少了你會怎么樣？如果有你沒你一個樣，那你肯定不算大，更不算強。
民營企業能不能做大做強
“中國民營企業能不能做大做強？我的答案是：既能也不能，這就是所謂的機遇與挑戰并存。”海航集團董事長陳峰說。
陳峰所指在于規模、品牌和管理。“這些因素成了，企業就成了；這些因素敗了，企業就敗了。”
“沒有良好的環境就沒有優秀的企業。”郭凡生說，“在做大做強方面，民營企業家自身素質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在于環境。很難想象，中國如果不搞改革開放，會產生現在的這些民營企業；同樣很難想象，眼下的市場環境能產生中國的ＩＢＭ和微軟。”
郭凡生認為，中國現有制度能鼓勵民營企業做起來，但并不鼓勵民營企業做大。而如果民營企業做不大，中國經濟則沒有希望。
“德隆倒下自有德隆自身的問題，但我們的環境和制度就沒有問題嗎？為什么在民營企業資金鏈條斷裂時，沒有人愿意為他們買一次單？”郭凡生說。
傅軍同樣表達了機遇與挑戰并存的觀點，“中國的民營企業絕對能做大做強，因為中國正處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有著無限美好的前途，也必將給在華發展的各類企業帶來美好前途。但是，市場經濟處于初級階段，法制不健全，誠信體系有大問題。”
“企業做大做強，一靠企業家自身素質，二靠外部環境。”張維迎說，“企業家們先得問問自己，我準備好做大做強了嗎？”
至于環境，張維迎說，很好理解，生命力再強的樹，如果沒有相應的土壤，也長不大。
什么樣的民營企業能做大做強？
“一看產業選擇；二看企業目標；三看管理團隊。”北京物美商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張文中對民營企業做大的條件作此概括。
從產業選擇來看，不同的產業有不同特點，有些產業能做大，有些產業無論如何也做不大。比如連鎖業就是可以做大的產業。中國目前商品零售總額是50000億元，據商務部保守估計，今后10年至少會翻一番，這么大的空間，怎么能做不大呢？
至于企業目標，有些人簡單地認為做企業就是為了賺錢。這就決定這個企業不太可能做大，因為現在是一個充分競爭的社會，任何一個賺錢機會都會吸引很多人，如果你沒有特殊的過人之處，很可能被甩到一邊。相對而言，如果將做事當成目標，企業會更有前途。
團隊方面，主要當然依賴于企業創辦者個人，即企業的靈魂人物。這個人有意志力，有決心，百折不撓，企業就能做成。
“中國民營企業能否做大做強，根本在于企業家自身素質。”陳峰說，“縱觀改革開放20多年，中國成名企業家很難全身而退。為什么？除了外部風險，我們不能不檢討自身，不能一味地怨天尤人。因為我們所處的時代環境、文化背景就是如此，你要么不做，要做就得提高自己素質去應對環境。”
怎么就算提高了？
陳峰說，要考慮眾生需要這一天下大利。如果一個企業家把社會責任和自己的一念之想有機結合，就會使自己脫胎換骨，從而獲得綿綿不斷的機會，將企業做大做強。
“有胸懷的企業家能將企業做大做強。”傅軍說。
他認為，檢驗民營企業家有沒有胸懷，可以由以下幾方面：
能不能使家族企業完全轉變為現代企業；能不能讓更多核心管理層人員持有公司股份；能不能感激員工為公司所做的貢獻；能不能聘用能力比自己更強的人；能不能形成自己的品牌和網絡。
張維迎對此問題的概括是：“要么有好技術，像微軟，英特爾；要么有好品牌，如沃爾瑪、耐克；要么有較強的資本運作能力，如中國企業目前普遍的理想。”
張維迎說，由于技術和品牌都需要長期積累，中國企業多想走捷徑，從而熱衷于資本運作。在國家現有金融體制下，資本運作隱藏著無法預期的風險，說不定什么時候就會出問題。
理想的模式仍然是以技術、品牌為基礎，再加上適當的資本運作。
“無論如何，對宏觀環境都有很高要求。如果我們國家對知識產權沒有很好的保護，誰愿意去開發技術？哪個品牌能得以樹立？更為重要的是，企業自身素質可以靠單個企業努力提高，而制度環境的改變，則要依靠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協同努力。”張維迎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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