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部11月26日公告了第一批通過規劃審核的52個國家級開發區。據了解，這是國土資源部會同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建設部、商務部等部門根據《國務院關于深化改革嚴格土地管理的決定》、《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清理整頓各類開發區加強建設用地管理的通知》以及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國土資源部、建設部、商務部《關于清理整頓現有各類開發區的具體標準和政策界限的通知》等文件，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對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經過清理整頓后，通過審核首批可以恢復正常的建設用地供 應。據有關負責人介紹，這一次清理整頓開發區是土地市場治理整頓的重點工作，推動土地市場有序、規范發展、提高土地集約利用水平的有效手段。可以說，包括此次開發區清理審核在內的系列土地政策如土地垂直管理、經營性土地使用權出讓須公開交易等，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管住了土地，其更進一步的重要意義則是增加了國家調控經濟結構平衡發展的手段和力度。

    劉福垣認為，之所以強調土地在調控政策中的重要性，是有著深厚社會和經濟發展背景的：

    首先是我國社會和經濟結構矛盾亟待突破。基于對于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結構矛盾有著較為深刻認識，我國國民經濟的一個主要矛盾是城鄉兩元社會結構的矛盾。這種矛盾的根源是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不能轉移到非農領域，不能充分就業。所謂三農問題本質上也是就業問題。不解決就業問題，小農生產方式就不能得到改造，全國的現代化就不能實現。減少農民、富裕農民、化農民為市民、城鄉一體化、現代化都要在充分就業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從這個角度上看，當前經濟的主要問題并不在于總量上是否過熱，而在于在這一輪經濟快速增長中，社會結構性矛盾即城鄉二元化結構發展失衡未得到有效調整，整體的經濟并沒有實現有質量的發展。這一結構矛盾作為社會的基本矛盾之一，如果不能得到及時調整，反過來將會成為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引發更深層次的經濟甚至是社會問題。

    其次，無論是突破這個結構矛盾，還是按照經濟自身發展規律的要求，我國以城市化為主要模式的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而且必要。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綱要的總體目標亦要求“十五”期間城鎮新增就業和轉移農業勞動力要各達到4000萬人，平均每年應該有將近800萬的人口從農村轉移到城市中去并成為產業工人。劉福垣則進一步分析認為，現階段我國社會結構還是三七分成，其中的三分是城市工商業，目前已經基本實現了現代化；七分是落后的農村農業，其中還有22.5%的人口連自給自足都未能實現，這個社會構成比重大約是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構成的倒數。應該承認城鄉發展失衡與當前經濟發展要求之間的矛盾是突出的。在這種情況下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任務就是富裕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每年需要轉移農民總數的1到1.5個百分點，并要提供相應的就業崗位。實際上，當前我國農民在推動城市化建設中已成為不可缺少的力量，有數據顯示我國已經有1.3億農民離開土地，有超過9000萬的農民開始在城鎮穩定的生活。而這些農民富余勞動力向城市產業轉移，希望得到就業崗位、合理地流動收益、低的居住成本。如何讓農民工穩定下來，不再成為流動于農村和城市的“候鳥”，克服民工潮和民工荒等現象都成為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重要議題。

    再次，在城市化進程中，土地將左右著產業結構直至城鄉結構的均衡發展。有關資料顯示，從1996年到現在七八年時間里，我國因為擴大城市建設減少了耕地1400萬畝。然而，這些被大量圈占的土地，特別是一些享受了各種優惠政策的開發區、工業園區并未完全用在提高就業、增加稅收及調整城鄉結構的產業上，單位面積土地上吸納的就業量和稅收收入遠未達到城區的平均值，一些作為政績工作和形象工程的樓堂館所的建設直接就是對土地資源的浪費。可以說近年來農業用地的減少并未帶動相應農民的減少和經濟結構的升級。在此輪調控政策中，國家通過對土地掌控后，土地作為城市化的基礎性資源，在經濟結構調整中就應起到應有的舉足輕重的作用。在前不久舉行的市長論壇中，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說，在目前西方發達國家，大的城市群對整個GDP的貢獻率已經超過了50%以上，例如紐約、芝加哥、洛杉磯3大城市群對于美國整個GDP的貢獻已經達到65%，日本的東京、大阪、名古屋對整個GDP的貢獻更是達到75%，而我國最大的3個城市群，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地區對整個GDP的貢獻只有38%。中國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建立幾個甚至十幾個大的城市群，依托城市進行集約性發展，整體國民經濟才會實現效率發展，才能實現真正的現代化和新型工業化。同時他特別強調，在城市化或城市群建設的重要任務就是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不斷地吸納更多的農村富余勞動力以擴充和挖掘城市能量。劉福垣提出，在城市化過程中新增建設用地的同時，可以明確優先發展適合我國經濟實際情況的、利于擴大就業的產業，加強和支持經濟社會發展中的薄弱環節，對于新增加的建設用地，其單位面積上的就業量和稅收收入應成為其主要的考核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