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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黃锫堅 北京報道
今年3月，他離開華納唱片，自立門戶成立太合麥田。10月，他用八位數的天價收購刀郎的新技術版權和紅星唱片的版權。這樣，他手里已掌控內地藝人的新技術音樂版權的半壁江山。在他眼中，網絡和無線技術將給內地音樂的生產和購買方式帶來革命。“別人介紹我時，老說音樂人、制作人或經紀人，我都不喜歡，我就是一商人。你就說我的頭銜是太合
麥田公司董事總經理就行了。”宋柯的直爽和清醒一覽無遺。按高曉松的說法，唱片業的主導者經歷了手藝人(鼓手、吉它手)、文化人到商人三個階段。而宋柯恰好經歷了三種角色的轉變，這也許是他在唱片業幸存的最大的原因。
在他眼中，新的技術平臺必將會改變現在的唱片市場，而且是一場革命。其實，從創立麥田音樂開始，宋柯就多次為亂糟糟的唱片業帶來新氣象。從1996年最初與上海聲像之間形成的制作公司與發行商的合作，到麥田以獨立廠牌加盟華納，再到最近與新技術公司商討合作，宋柯的幾次舉動都領行業之先。在采訪中他多次提及版權對一家唱片公司的重要性，在唱片業的潮起潮落中，他一直牢牢攥住版權。
初顯身手
高曉松進清華時，宋柯已經畢業，但威名猶存。“在大草坪彈琴唱歌，我必唱《一走了之》，就是宋柯寫的。有次聽人說宋柯回來了，在校門口喝酒。我記得是冬天，還哈著氣。隔著玻璃看見中間一人和大家觥籌交錯，一派大哥樣兒，那就是宋柯。”高曉松說。
宋柯也承認，在清華上學時他就是一個出名的大玩鬧。唱歌的、踢球的、喝酒的、打架的，都對他有印象。但宋柯的軌跡和音樂一直沒什么關系，1988年畢業后去深圳一家外企打工，1990年出國，在美國德州農機大學(Texas A＆M)讀了兩年。多年后高曉松在國內見到宋柯時，見他提一皮箱，到處賣銀首飾。“后來我們過從甚密，有次我去他家，屋子里亂七八糟的電吉他、效果器。原來他聽的唱片特別多，看來還是熱愛音樂。”
宋柯根本沒想到自己會闖入唱片業。“1996年高曉松把我拽到這一行，我們成立麥田公司，做《青春無悔》。后來一算賬，還真能賺錢。本想撈一把就跑，高曉松說你跑不了，這行就跟鴉片一樣，一沾就上癮。果真這樣！”
一般來說，唱片業按版稅結賬，比如一盤卡帶的零售價是10塊錢，那么制作公司從中拿到一塊五到兩塊的版稅，發行公司、批發和零售商獲得其余部分的利潤。“《青春無悔》正版賣了40多萬張，大部分是卡帶。加上CD版稅和海外版，差不多收回70多萬。而投入全加起來不到40萬，所以毛利率百分之百。這樣看來，唱片還是一個很賺錢的行業。”宋柯說。
高曉松的個人聲譽，為麥田的起步奠定了很好的基礎。“從《校園民謠1》到《戀戀風塵》，我都是一個銷量旗幟。做《青春無悔》，上海聲像預付了20萬張版稅的錢，連歌都沒聽，他們就把錢打過來了。”這種信任，促成了上海聲像出版社對唱片制作環節進行投資。1997年3月，上海聲像和麥田音樂簽訂合作協議，雙方結成一個品牌，叫“聲像·麥田”，在唱片制作上各投一半，當時在業內這是史無前例的。
宋柯認為，在資金上有了一定保障后，麥田可以安下心來做音樂。上海聲像預付的資金，用做籌備樸樹、葉蓓和尹吾的專輯。按發行公司的數字，樸樹第一張專輯《我去2000年》賣了50多萬張，加上葉蓓的《純真年代》，一共60多萬張。這個模式為雙方帶來很大收益。
不過宋柯逐漸意識到，版權才是一個唱片公司長久的生命力所在。按照雙方的合作協議，唱片的版權其實是各占50%。如果麥田今后要發展，容易受到牽制。宋柯后來“節衣縮食”，把50%的版權買了回來。“現在算起來，當時花的代價不高，具體數目不太好說。當然上海聲像也覺得很合適。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棋。如果沒有這些專輯的完整版權，日后麥田與華納的合作必然會遇到很大問題。”
加盟華納
從1997年到1999年，內地唱片業經歷了三年寒冬。高曉松說，盜版和自費歌手兩頭夾擊，幾乎把整個行業給毀了。“猖狂的盜版簡直就像惡夢一樣。自費歌手，就是那些想當明星，弄幾萬塊錢就出單曲的人。他們嚴重排擠了正經歌手的作品在電臺的播放，而且讓制作成本成倍提高。”在這種惡劣環境下，麥田也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
提前撤出的高曉松稱宋柯“真夠忍辱負重的”。1999年宋柯從親戚朋友那里借了不少錢才能維持公司的運轉。“歡哥(劉歡)慷慨解囊，支援了我們一把。”他已經在考慮把公司關了，還偷偷地給一些公司投簡歷。“有個荷蘭的鋼鐵公司讓我做首代，年薪8萬美金。干上兩年，估計能把債還清。和同齡人比，到那個歲數，我是最不靠譜的了。感覺你選錯了一個方向。我當時在家面壁三個月，也不去公司。但人可能就得扛一下，后來形勢出現轉變。”
當時有人傳言樸樹與麥田的合約到期，許多公司來和宋柯談樸樹轉約的事情，包括國際五大公司(BMG、環球、索尼、百代、華納)和滾石。在多次對談中，宋柯想到，其實不一定要把樸樹轉約，可以讓麥田整個公司和某個大品牌合作。最終的選擇是華納。
在與華納的許曉峰談了兩個晚上后，雙方就在價錢、模式方面達成了共識。許曉峰從1990年代初就代理五大唱片公司在中國的版權，1999年他說服華納唱片進入中國，自己也成了華納中國的總經理。2000年2月雙方正式簽約，麥田成為華納旗下的加盟獨立品牌，宋柯本人成為華納中國的副總經理。“兩家公司在股權上沒有關系。麥田系的樸樹、老狼和葉蓓的唱片合約全部轉給華納，經紀合約按合同商定，華納占51%。這個合作關系，直到今天還在維持。”這也是五大唱片和國內公司首次進行如此深層次的合作。宋柯指出，最重要的東西——版權他沒有賣，只是交給華納代理。“這是麥田到今天價值越來越高的一個關鍵因素。”
音樂營銷服務
樸樹的第二張專輯《生如夏花》在商業上取得巨大成功，官方的數字是80多萬張。它終于證實，中國的一線歌手不再需要春節晚會、影視劇才能賣唱片。除了唱片制作，宋柯和許曉峰在商務拓展方面有了很多新想法。“過去唱片公司只賣兩個東西，一是版權，即唱片的版稅；二是藝人演出，為公司代言等等，這都是很直接的銷售。除了這兩者，我們利用自己的市場營銷系統和媒體資源，可以讓客戶掏更多的錢。”華納和搜狐的十城市巡演、統一冰紅茶閃亮之星大學生歌手選拔賽、與m＆m＇s牛奶巧克力和湖南衛視做的“藝星制造”，都是這方面的范例。
2004年2月，宋柯離開華納，加入太合傳媒公司。太合以2000萬元與宋柯及其擁有的麥田音樂建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太合麥田，宋出任董事總經理。創立太合麥田后，宋柯的音樂增值服務又上了一個臺階。受體育營銷公司的啟發，他把這個工作稱為音樂營銷服務。他認為，在未來，只要摻雜有娛樂內容的市場和公關行為，很難有公關公司可以和他們競爭。“你看摩托羅拉7月和我們做的那個活動，號稱今年最時尚的Party。所有的腕兒都在，玩得也很hi。音響、舞美都好，客戶都特別滿意。它得到的回報是《北京晚報》整版、《北京青年報》半個版的大幅報道，比一般公關公司可強多了。”
太合麥田其實是三個公司合在一起：唱片公司、藝人經紀和娛樂公關公司。從目前的經營來講，唱片制作好像成了市場部的一個環節。當然這也給唱片制作很大空間，不會承受太大的賺錢壓力。他一直認為，娛樂行業，是一個高投入、高產出、高風險的行業。如果不敢在制作上投錢，藝人不可能紅，唱片不可能火。太合麥田的唱片，宣傳費用是制作費的三到五倍。比如制作費50萬，市場營銷費用大概在150萬到200萬。“其實，全世界的唱片業都這么干。但我們中國不敢投。因為所有人的概念是，你投的所有市場費用，都是給盜版商做的。但你不可能拉著盜版商同歸于盡，他永遠比你長命。”
新技術平臺
對傳統發行渠道的極度失望，讓宋柯堅定地投入新技術的懷抱。宋柯說，太合麥田沒在傳統發行渠道方面花費一分錢。“因為這個渠道爛得一塌糊涂。相互之間的三角債，一萬個角的債務關系。發行商、批發商、零售商之間沒有信譽，沒見過任何一個行業的退貨會這么無序。你會發現，零售商好像不愿意賣東西。”
宋柯目前最為關注的是新技術平臺，他大膽預測，中國流行音樂的消費，會從唱片銷售改成單曲銷售，通過新技術實現。“比如我們就定一塊錢人民幣下載一首歌，你會發現老百姓高興多了。而且很方便，不用去唱片店挑半天，我喜歡哪首就買哪首。”“其實唱片行業有點強買強賣的味道。比如我就喜歡樸樹的一首歌，我還得去唱片店買十首歌回來聽，花10首歌的錢。”
新技術帶來了單曲版的可能性，網上的歌曲可以一首一首的下載，而且小額支付問題已經解決，手機收費和網上銀行都比較成熟。“現在的問題是，所有唱片公司都不相信Mp3。所以，我現在要做的，就是說服其他同行，把所有的版權放到新技術平臺上，又能從法律或其他營銷模式上擊潰盜版下載，或者至少搶回來一些市場份額。”宋柯眼中閃光。
他最近和各大移 動運營商及網絡運營商在商討合作。“很多新技術公司的老總都出自清華，其他人也多是工科背景。我和他們溝通比較方便。”宋柯的這種背景，的確是他在音樂圈里比較獨特的一點，別人很難模仿。
太合麥田在今年10月底的大手筆顯示了宋柯在新技術領域的決心和魄力。他們以重金收購了刀郎全部歌曲在新技術領域(網絡、移 動通信平臺)的版權。還將著名獨立音樂廠牌“紅星生產社”所有歌曲版權收入囊中。“版權就像在銀行里放了一個會生錢的玩意兒。這個行業每膨脹一個層面，版權的價值就會被放大相應的倍數。”
“新技術太好了，基本上沒有生產成本，節省了很多環節。中國移 動、中國電信，就是百貨商店，出租店面。我把東西往上一擱，唱片公司、電信、SP該拿多少錢，很清楚，很干凈。”宋柯把太合麥田定位為主流的唱片公司，底下將有多個廠牌，比如麥田繼續做人文的音樂，紅星繼續做搖滾。一個新的品牌“三里屯音樂”，將集中推出一些酒吧歌手，出情人節合輯、賀歲專輯。“這可能是老百姓非常喜歡的東西。做娛樂行業的人必須明白這一點。我們的口號是，為人民的娛樂服務。”
(本報記者葉瀅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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