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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陳墨 謝寶康 楊婷
今天，你創新了沒有？
無論這句話會不會成為中國企業家們見面的問候語，都可以肯定，任何真正關心自己企業的企業家，至少會在心里反復盤算著“創新”這個詞。
第三次創新浪潮，會不會是企業一廂情愿
有很多企業已經品嘗到了創新的甜果：
方正集團從一個名不見經傳的校辦企業，成長為年銷售額超過200億元的大型企業集團；
京東方公司用不到3年時間，從年銷售額20億元竄升到400億元，主打產品ＴＦＴ（液晶顯示器）市場占有率全球第一；
ＵＴ斯達康的小靈通從最不起眼的市場角落迅速崛起，直至成為中國通訊市場名副其實的顛覆者；
華晨、奇瑞公司于不可能處屢創奇跡，成為擁有自主品牌的中國主流轎車企業；
……
11月28日在北京舉行的“中國企業自主創新年會”上，這些企業的管理者，異口同聲地將本企業的業績歸功于“創新”。
看起來像個文字游戲——創新是個筐，成功往里裝。但你不能不承認其中的道理，再說，創新的內涵本身也在不斷創新。
“企業最可怕的挑戰是停滯。很多曾經成功的企業逐漸喪失了領導地位，而一些創新型企業，顛覆了原有的行業霸主，并取而代之。這就是創新的力量，創新能夠創造新增長。
“創新有可能犯錯誤，但不創新可能死亡。”會議當日，與會企業家們共同倡導發出的“中國企業自主創新宣言”中這樣說。
業內人士將眼下的企業創新，概括為“開放狀態下的自主創新”，以區別于計劃經濟時代的“封閉狀態下自主創新”，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開放狀態下全面引進”。
“這是在新形勢下，一次悄然開始的浪潮，也是中國第三次創新浪潮。”
新形勢是指，中國加入ＷＴＯ，以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產業格局正逢重大調整；新浪潮的特點是，優秀的中國企業在奠定了一定的技術基礎后，獲取了對產業發展方向的深刻理解，努力搶占“戰略制高點”，充分利用全球開放市場的條件，通過掌握“構架性”軟技術整合全球資源，快速進入產業分工的高附加值環節。
中國不但是全球最大的經濟轉軌國家，而且擁有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市場。中國企業的成長，在經歷了要素驅動與投資驅動兩個階段后，一批優秀企業正在進入創新驅動階段。
在這一階段，中國企業在原創性技術創新能力不足的狀態下，可以憑借原創性的“產品與服務概念”，在全球范圍內尋求“為己所用”的技術和資源，形成“自主品牌”并具“自主知識產權”的創新產品，行銷和服務于全球市場。
同時，在國家創新體系提供共性技術和產業生態支持下，中國企業通過能力積累最終實現原創性技術創新。
如果這一切最終不會成為企業一廂情愿的事情，就需要社會各有關方面就“第三次創新浪潮”達成共識。
引進縮小差距，創新締造未來
在“第三次創新浪潮”之前，中國企業有過真正創新嗎？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業家問道。
這個問題提得不無道理。
在所謂“第一次創新浪潮”中，國家是創新主體。人們能清楚地記得當時集一國之力實現創新的宏大場景：
從組織研發到技術轉化，從定點生產到計劃供給，均由行政力量主宰操控。企業既是指令性計劃的被動接受者，也是技術創新成果的無償享有者。
而改革開放以來的“全面引進階段”，國家逐步淡出了創新主體地位，企業確實成了主體，但卻使“第二次創新浪潮”成為名副其實的“引進浪潮”。
長期以來，中國企業處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低增加值環節上，通過全套設備的輸入和技術引進等方式獲取生產技術，經過裝配型勞動密集生產，憑借低成本的要素供給和巨大的本土市場，完成原始積累。
科技部秘書長張景安對于“全面引進”政策表達了擔憂：“全面依賴引進，中國企業不可能獲得高額利潤，中國不可能有經濟獨立，也很難有政治的獨立，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
“引進縮小差距，創新締造未來。”張景安說。
業內人士說，事實上，正是由于經過了全面引進階段的原始積累和能力的提升，中國企業才能站在“第三次創新”的基礎高度。
與10多年前相比，在原有的市場優勢、勞動力優勢的基礎上，現在中國的一大批企業更加具有國際視野，也擁有國內、國際市場競爭的經驗和能力，并積累了足夠的資金。
“這是一個新的起點。”張景安說，“我們必須橫下一條心，通過全面創新，全力打造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
企業有沒有資格成為創新主體
張景安說，縱觀世界經濟史，可以發現，近100年來，對社會生活產生重大影響的技術發明幾乎全部出自企業，比如電話、汽車、飛機、個人電腦。“可惜的是，都是外國企業。”
中國有句話叫“事在人為”。教育部科技司司長謝煥忠說，中國不是沒有創新人才，而是這些人待錯了地方。
科技部科技統計公報顯示，2003年，中國全國研發人員大概是103．5萬，其中大中型企業里的有42．4萬。
謝煥忠說，僅從這一點看，企業還遠遠做不了創新主體。因為創新的關鍵正是人才。
如何推動人才向企業流動和集中，是企業需要面對的問題。
張景安則將知識產權制度看成促進企業創新的重要保證：“在知識經濟時代，對企業而言，最有價值的不再是廠房、設備、流水線，而是知識產權。有效的知識產權激勵和保護制度，是企業打造核心競爭力的基礎。”
當然，尊重和保護知識產權，同樣意味著尊重人才。
產學研結合是解決創新瓶頸的關鍵
1998年，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典禮上，美國斯坦福大學校長發表演講說，1995年，在硅谷高科技產業所創造的850億美元的收入中，62％都或多或少地以某種方式，與斯坦福大學或者與斯坦福大學相關的人聯系在一起。
2003年9月15日，格林斯潘在美國時代周刊上發表文章稱，美國的高等院校始終是美國社會的脊梁，帶領著美國站在世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最前沿。如果沒有高校，美國永遠不會有今天的鼎盛。
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閔維方說，“聯系到上面這兩件事，我想提醒中國企業，當你們在規劃企業創新的宏圖大業時，一定不要忘了大學！”
“世界一流企業，無不是跟一流大學建立了密切聯系的。”張景安說。
張景安表示，至今中國還沒有找到校企合作合適的體制，或者說規模還不夠。但大家“認識是一致的，趨勢是明顯的”。
謝煥忠本人曾致力于產學研結合工作，但他表示：“盡管采取了很多措施，但效果卻不很顯著。我不知道能不能通過制度，將產學研的合作形式固定下來。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學位制度，國外的學位制度實際上是把產學研三方緊緊地捆在一起，而中國卻不行。”
政府部門能做的事情還很多
“今后，政府在使用正版軟件時，要積極地采用國產軟件，以支持民族軟件的發展。”不知道北京市副市長范伯元的這番話，與眼下的“京津軟件政府采購事件”有無關聯。
但作為政府支持國內企業技術創新的舉措，范伯元的表態自然會受到國內企業的歡迎。
范伯元說，北京市政府做的遠不止這么多：為了鼓勵企業創新，在最近幾年，北京市政府從法制環境、政策環境、知識產權保護環境以及提高政府的辦事效率、透明度和公正性的角度，做了大量工作。
而令范伯元頭疼的問題是有關知識產權保護的：“我想討教的是，如何將對跨國公司的知識產權保護與對民族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協調起來，使二者沖突降到最低點。”
畢竟，張景安的身份與范伯元不同，因此，談到支持國內企業創新時，他沒有范伯元式的疑問。“我們已經修改了國家科研計劃，將以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結合，全面支持中國企業創新。”
謝煥忠強調的是錢：“國家的科技計劃中對研發的投入，要特別注重對企業的支持。”
據2003年科技統計公報顯示，2002年，中國企業的研發投入占全國研發投入的61．2％。
謝煥忠說，“除此之外，政府部門能做的事情還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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