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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會權利的失衡。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強勢群體的各個部分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系，而且具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而弱勢群體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顯然處于無力的狀態。應當把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能力，看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甚至看做是新的政績觀的一部分。
孫立平
一、市場經濟與社會分化
目前已經有俄羅斯、東盟十國、新西蘭、吉爾吉斯、貝寧、多哥、南非、亞美尼亞等多個國家宣布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包括歐盟在內的其他一些國家承認中國的完全市場經濟地位，也為期不會太遠。可以說，經過20多年的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在我國已經基本確立。
市場不僅是一種資源配置和經濟整合機制，同時也是社會結構的生成機制之一。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相伴隨，在過去20多年中，我國社會結構的分化也不斷加深。這首先意味著利益主體的多元化，不同的階層和社會群體開始擁有不同的利益。在這當中，作為今天中國社會中一種基本社會關系的勞資關系的出現是最引人注目的。甚至在特定社會群體和階層的內部，利益的分化也在發生。
與此同時，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問題日益突出。世界銀行1997年發布的一份題為《共享不斷提高的收入》的報告中指出，中國20世紀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數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為0．458，在此前后，國內外幾個研究機構研究的結果與這個結論大體類似。按照世界銀行的分析，這一數據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國家、拉丁美洲國家稍好外，中國的貧富懸殊要比發達國家、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以及前蘇聯東歐國家都大。報告指出，全世界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短短15年內收入差距變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內沒有政策來調節的話，還會繼續惡化。
在2002年亞洲開發銀行第三十五屆年會“中國日”研討會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魯志強指出，按照國際通行的判定標準，中國已經跨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行列，收入分配問題已成為中國當前社會問題中最引人注目的問題。這是中國首次公開承認進入居民收入很不平等國家行列。
由于利益主體的多元化，同時也由于貧富差距的日益擴大，由利益關系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在明顯增加。可以說，利益矛盾與利益沖突，將會成為我國今后社會生活的一個組成部分。
二、市場經濟中的利益均衡問題
上述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情況說明，在目前，我國社會中的利益格局已經出現明顯的傾斜。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形成一種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種使得利益格局能夠大體均衡的機制，將成為一個我們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這也是建立一個和諧社會的基本含義之一。
大體均衡的利益格局是要通過一系列的具體機制來實現的。大體上可以說，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市場，一個是再分配。在市場當中，涉及的主要是勞資關系；在再分配中涉及的則是國家的財政收入和用于社會福利的支出。
在再分配方面，主要涉及三個問題。第一，國家對企業的征稅。就目前的情況說，我國企業的稅負是不輕的。但問題是，企業偷稅逃稅現象相當普遍，每年偷逃稅的數量以千億元計，這實際上減少了國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財力。第二，是個人收入所得稅，在這方面存在的問題就更為明顯，主要問題是對高收入群體稅收的征繳存在很多漏洞，同時低收入群體特別是農民承擔的“費負”沉重。第三是國家財政用于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資金比重較小，大量的資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資、改善投資環境和行政事業費用尤其是人頭費上。因此，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均衡機制首先是要改善國家的再分配。
改善國家再分配固然是為建立均衡的利益格局所必需的，但也必須看到，在我們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上，國家用以平衡利益格局的財力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在再分配和發展之間必須保持必要的平衡。因此，如何在市場體制內部形成利益均衡的機制，是一個更為迫切的問題。這表現在現實的層面上，就是勞資關系，特別是勞動者在市場中的合法權益保護問題。
市場體制和私有產權的結合，使勞資關系成為一種基本的社會關系。本來，由于擁有的資源的不同，勞資關系天然地就具有資強勞弱的特征。而這一特征，在我國勞動力幾乎是無限供給的背景下，被進一步放大和強化。在相當一部分企業中，普遍存在工資過低、工作時間過長、工作條件惡劣、工人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社會保障缺位等問題，在最近的幾年中，拖欠工資更成為一種頑癥。在西方市場經濟國家，已經形成一套機制來平衡勞資關系、保護勞動者的權益，但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已經建立起來了，但與市場經濟相配套的利益均衡機制卻沒有相應地建立起來。這就必然使得市場中的利益格局嚴重失衡。
三、利益表達將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
利益格局的失衡源于社會權利的失衡。是什么原因使得中國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十幾年的時間里發生了如此戲劇性的變化？在這種變化背后的深層因素是什么？實際上，只要我們認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發現，根本的問題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異。因此可以說，貧富懸殊的背后是不同群體在表達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失衡的結果。在利益格局嚴重失衡的背后，往往都無例外地存在這個因素。農民負擔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個頑癥，與農民在利益追求能力上的弱勢是聯系在一起的；在征地和拆遷中發生的嚴重不公，是與利益被損害者缺少有效的利益表達渠道有直接關系的；勞工權益屢屢被侵犯，上百萬民工辛勞一年后領不到工資，原因也在于他們缺少制度化的利益表達和追逐渠道。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這種爭取利益的能力在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之間是高度不均衡的。
在強勢群體一方，強勢群體的各個部分不僅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穩定的結盟關系，而且具有了相當大的社會能量，對整個社會生活開始產生重要的影響。這個強勢群體的社會能量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對公共政策制定和執行過程的影響。在1990年代中前期實行經濟緊縮的方針時，一些房地產商贊助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研討會，由經濟學家出面呼吁政府實行寬松的財政和金融政策。這可以看做是一個開端。第二，對社會公共輿論的影響和話語形成的能力。在90年代中期之后，傳媒更多地受這個強勢群體的影響。而由知識分子制造的主導性話語也更直接地體現了這個群體的價值和主張。第三，形成了弱勢群體對強勢群體的依附型關系。因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認，弱勢群體的許多機會，是由強勢群體提供的。
而弱勢群體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顯然處于無力的狀態。這首先表現在，弱勢群體在國家的政治構架中缺少利益代表。更重要的是，在我國，弱勢群體缺少國際上通行的弱勢群體表達自己利益的一些制度化方式。在西方市場國家中，弱勢群體即使擁有這些權利，他們也仍然處在弱勢的地位。而在利益已經高度分化，弱勢群體連這些最基本的權利也沒有的情況下，他們就只能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
可以說，在利益主體已經多元化的今天，利益表達的問題，特別是弱勢群體的利益表達問題，已經是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不建立起相應的利益表達機制，表面上看是避免了一些麻煩，但結果是使利益格局進一步失衡，并為更嚴重的社會沖突埋下禍根。
四、建立制度可以容納的利益表達機制
一個好的制度往往并不是表現為其中沒有或很少有矛盾或沖突，而是表現為它能夠容納矛盾與沖突，在矛盾和沖突面前不至于顯得束手無策或過于脆弱，同時，能夠表現出很強的解決沖突與糾紛的能力。和諧社會決不是一個沒有利益沖突的社會，相反，和諧社會是一個有能力解決和化解利益沖突，并由此實現利益大體均衡的社會。
但我們必須正視建立利益表達和利益均衡機制的過程是一個挑戰。利益表達往往意味著沖突，因為它包括了為達到爭取利益的目標而采取的施加壓力的方式。利益表達的需求總是產生于利益失衡或利益沖突的時候，這時，如果不開啟表達的大門，利益矛盾不得解決且會日積月累從而醞釀出更嚴重的危機，但如果開啟表達的大門，以諸多利益矛盾為基礎的表達行動往往會以不可控的方式和力度沖擊試圖為它提供空間的體制，嚴重者會造成社會的動蕩。因此，必須要在利益表達和社會穩定之間取得平衡�？梢赃@樣說，底線是社會的穩定，上限是利益的表達，兩者之間的就是形成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機制的空間。
應當把形成解決利益沖突的能力，看做是市場經濟條件下治理結構的一個重要內容，甚至看做是新的政績觀的一部分。形成這樣的一種能力，需要政治智慧和治理技術。就此而言，有三個原則是至關重要的。而今年夏天發生的銀川出租車事件，恰恰為理解這三個原則提供了很好的案例。
第一，利益沖突是一種理性化沖突。利益矛盾和利益沖突的內容本身是很簡單的，就是利益的問題。這是一種理性的沖突，目標是有限的，一般不存在政治或意識形態的因素。更重要的是，政府要準確定位沖突的性質。銀川出租車事件中，我們看到銀川市政府一直沒有將事件政治化或意識形態化，沒有把出租車司機反對某個政府部門的一個具體規定等同于反對政府，沒有將出租車停運的集體事件上綱到擾亂社會生活破壞社會秩序上來。對于事件本身的這種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為解決沖突的方式設下了基調。
第二，妥協是化解沖突的主要方式。銀川出租車事件是一種典型的現代社會中的利益沖突事件。利益沖突的目的是利益博弈和解決問題，沖突的結果往往不是哪一方的徹底勝利，而是妥協和讓步。妥協和讓步往往是通過談判的方式實現的。因此，在一個利益多元化的時代，談判應當成為解決沖突的常規化形式。
第三，認錯與依法懲處的組合化處理方式。在銀川市政府處理出租車停運事件的具體方式上體現出一種理性化的解決問題的做法。這種理性化的解決問題的做法，至少是由下面三點構成的。第一，實事求是地承認有關部門的“規定”或“辦法”是有問題的。第二，對大規模的停運事件沒有采取激化矛盾的做法，而是用暫緩執行有關規定的退讓或妥協方式化解了沖突。第三，在沖突中，出現了攔截、襲擊仍在運營的出租車和小中巴以及其他的暴力行為，警方抓獲鬧事嫌疑人員127人，依法處理75人，其中依法逮捕4人。我們可以將這三種做法看做是解決這個事件方式的一種組合。這個組合是應當給予足夠重視的，因為它改變了過去對集體事件要么全盤肯定要么全盤否定的習慣做法。
但我們不能回避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長期缺乏利益表達的傳統，且利益矛盾又比較突出的今天，表達大門的開啟是有某種風險的。但這個坎兒總是要過的。因此，在這樣的時候，需要做的不是重新關上利益表達的大門，而是要用有效的制度安排來容納和規范利益表達。同時，從利益表達者的角度說，提高利益表達的理性化程度也是至關重要的。（作者單位：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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