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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談權力營造的利益共同體
肖雪慧
近十來年校方權力急劇膨脹，在校內處于不受制約地位，尤其擺脫了以教師為主體的學術共同體的制約，單向聘任制的實施更使這情況惡性發展。四年一輪的考核實際上是教
師對校方進行正式評議的唯一機會，但本文敘述的這種在我國大學頗有代表性的可參與其事的范圍劃定，使教師成為點綴，他們有名無實的“參與”，不過掩飾學術共同體被置換成利益共同體的事實罷了。
大學實行聘任制后，教師由學校一年一聘，但校級官員仍由政府任命產生，每屆任期四年。以校級官員任命制為前提的校內聘任制決定性地擴展了校方權力，強化了教師與校方之間關系的不對等：教師受聘條件由校方決定；聘與不聘，校方握有全權；隔三岔五對教師的考評，名目和標準也由校方制定。而校級官員的考核要四年屆滿才進行。對他們的考核，照例采取的是與我國對其他所有政府任命的官員一樣的模式：由上級考核。有關考核的時間、方式、內容、范圍等一干問題，教師是無權過問的，至多在考核的某一步驟被招來充當一個角色，而能不能被招來充當一個角色，倒要由考核對象——校級官員來決定。
最近某大學剛進行了這么一場考核。該校教授、副教授以及副處級以上行政官員得到通知：于Ｘ日Ｘ時Ｘ地參加重要會議，不得攜帶手機之類可與外界聯系的工具。會議事由先不告知，開會時再宣布。與會者到會場才知道，原來是上級要對任期屆滿的校級官員進行考核，自己被選來“參與”其事了。所謂“參與”，不過是洗耳恭聽校級官員輪流在述職報告中表政績，然后在既不能與校內其他教師、職工聯系，又不能會上交談的情況下代表全校教職員工就每個校級官員是否稱職表態。
校級官員的觀念、作風和能力事關整個學校，對他們的考核理當在充分民主的氣氛下進行，但如此限制“參與”人的范圍，而且在極度封閉和充滿戒備的狀態下進行，這樣考核，可信度大可懷疑。但本文無意評說考核方式、考核結果，無意評說這怪異的考核景觀映襯出的聘任制下教師的絕對劣勢，也無意議論大學校級官員由上級考核所暴露的大學被政府當作分支機構來管理的真相，此處要解析的是隱在校方劃定的“參與”考核者范圍背后的問題。
參與者選自教學和行政兩大系統。如果撇開校方劃定范圍所暗含的官本位——把教授、副教授這種標志著相應學術教學水平任職資格的職稱與正、副處長行政級別相等同，撇開在這種把學術職稱朝行政級別越靠越低的過程中對教師的一貶再貶，表面看來，似乎兩個系統平等參與了這場考核。然而這是假象。
大學行政機構龐大、重疊，且官多兵少，像一個處七八個科長指揮一兩個科員這樣的荒唐格局，大學中人不會陌生。不僅如此，行政官員如果當到處級，多半是只上不下的，于是，快速提拔新人的同時，退出實權地位的人當了相應級別的“調研員”。每年都在增加的賦閑“調研員”使大學副處級以上官員隊伍蔚為壯觀。原本龐大重疊的機構和官多兵少的格局，加之不少“調研”散布各處或更高級別機構在職賦閑，行政系列中副處以上官員比例高，此乃我國大學普遍現象。教學科研系列則不然。除極少特例外，一般情況下，由助教而講師進而副教授、教授，這是很漫長的過程，再加上有關部門對大學教師中教授、副教授名額的限制，決定了這個系列中教授、副教授的低比例。校方劃定的范圍，實際上大大傾斜于行政，同時又排斥了作為學校主體的教師中的絕大多數人。此其一。
再則，校方與其行政下屬有著復雜的利益聯系。一方面，校方權力的擴張和強化使人身依附關系在大學孳生繁衍。由于長官意志、個人好惡對校內行政官員升降去留影響很大，甚至起決定性作用，所以人身依附關系極為突出地表現在行政下屬對上級的依附上。反過來，如今大學盛行各種面子活、關系活，諸如為應付檢查、評估、驗收而大規模造假，為著學校升格、爭取碩士博士授予權要下學術之外功夫，等等，校方則要靠行政下屬去做。雙方事實上結成利益共同體。這不正常關系在部分學校還因其他因素而加強。一是行政人員大量從留校生中產生。二是行政權濫用導致不少以權謀私的土政策出臺。其中使不正常利益聯系更緊密的是：達到某一級別者，配偶在其他單位的可調入本校；配偶、子女無工作的，可安排校內工作。這一據稱照顧人才的規定，教師系列只有教授可以享受，但兌現不多，行政系列倒是充分利用了。他們既參與學校規章制度的制定，又實際操作，近水樓臺先得月，不一定官至處級，只要功夫到家，就能安排家人，是學校土政策最大受惠者。
可見，校方劃定的“參與”者范圍實質上是使與其結成利益共同體的行政官員高比例參與，以確保實現對校方最有利的考核結果。無論派來主持考核的人多么認真，在由校方給定“參與”者的情況下，考核只能流于形式。唯一功能是使人們透過校方在考核中弄權，見識校方權力缺乏制約到何等程度。
相比之下，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大學首腦多少還受尊重知識的傳統影響，而且，二十世紀上半個世紀在大學里形成的學術共同體即便后來經歷多次整肅，也并未完全瓦解，對學校事務還有著相當影響，可以對大學首腦構成約束。這些原因使其用權比較謹慎。近十來年校方權力急劇膨脹，在校內處于不受制約地位，尤其擺脫了以教師為主體的學術共同體的制約，單向聘任制的實施更使這情況惡性發展。四年一輪的考核實際上是教師對校方進行正式評議的唯一機會，但本文敘述的這種在我國大學頗有代表性的可參與其事的范圍劃定，使教師成為點綴，他們有名無實的“參與”，不過掩飾學術共同體被置換成利益共同體的事實罷了。
大學中隨著行政權的擴張和濫用而伴生的利益共同體，對大學肌體的侵蝕極為嚴重。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種以人身依附和相互利用為實質的關系中包含著家族化危險。家族化傾向在我國部分大學其實是個老問題。它起始于二十世紀五十年代以來某些性質較特殊的院校享有的政策性照顧，特殊的政策照顧使不少家庭兩人以上同在一校共事。出現這種局面，當初有可以理解的緣由。但無論如何，它不可避免導致私人性的家族關系對學校事務的滲透。
社會發展到今天，情況已經不同于當年，完全有條件克服這一存在于部分院校的問題。然而在“照顧人才”的冠冕堂皇借口下進行的調動和安插使早該克服的家族化變本加厲：夫妻店、父子兵、幾代同堂，甚至幾種情況兼具，在部分院校相當常見。最大限度享受這土政策的多為行政官員，所安排的家人又幾乎無例外進了行政或后勤部門，盡管這批人大多文化不高，不宜在大學工作，但夫榮妻貴、子承父業進入大學官體系的情況絕非個別。原本便不正當的利益共同體又攙雜進家族關系，使以私利為重心的人事關系網盤根錯節，到處滲透。
私利共同體（特別是其中可能包含的家族化危險）具有扭曲一切的力量。它被擴張了的行政權營造出來，在我國大學本來就存在的重重問題中增添了最具現實危害性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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