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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產階級之所以對總統大選表現冷淡，一來正是因為社會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制約國家權力、保障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政治法律體系，任何人上臺都不可能為所欲為，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膽地把權力“隨隨便便”交給一個人，而不必擔心他把國家引入災難和邪路；二來總統有非常嚴格的任期，沒有終身制；三來社會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主、經濟民主、法律民主與政治民主相呼應，人民可以及時有效地對包括上至總統下至普通官員的所有掌權者行使權力進行一視同仁、及時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這樣一種“日常的民主”比大選時的民主
重要得多，及時有效得多，成本也低得多。
童大煥
旅美學者薛涌先生最近一篇文章《公民當以社區為己任》中談到：這次美國總統大選（布什、克里之爭），競爭激烈，投票率頗高，但美國媒體還是發現了一個不投票的中產階級集團。這些美國人受過很好的教育，而且特別關心時事、熱心社會公益事業，在當地的學校、教會、福利機構充當義務人員的主力。他們的哲學是，誰當總統只能影響遠在天邊的聯邦政府，自己在草根社會的參與，才真正能夠創造一個他們看得見、摸得著的更美好的世界。
中產階級歷來被視為社會最穩定的中堅力量，是社會的穩定劑和潤滑劑。他們平時是那么關心時事、關心社會的一點一滴，為什么在大選這樣的關鍵問題上，他們的表現反而要冷淡得多？相比之下，倒是那些家庭主婦、老年人什么的，對大選表現出非凡的熱情。
這種看似矛盾的東西，其實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它首先讓我想起了上世紀20年代致力于中國鄉村運動的晏陽初們一個至今適用的基本判斷：“農民對誰當部長誰當省長不太關心，他真正關心的是誰當這個縣的縣長。幾千年來，縣政府無論好壞，其職責都是征收賦稅和過問民間訴訟案件，我們下決心把這古老的機構重新組織一下。”看來，不論古今中外，人們對權利、利益的取舍采取的都是由近及遠的方式。
回到美國中產階級的問題上來，之所以他們對總統大選表現冷淡，乃是因為他們的權利在日常的點滴生活中能夠得到很好地實現。因為它的民主已經絲絲入扣地滲透于一切社會、經濟、文化和政治生活當中，美國民眾根本不需要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幾年才一度的總統大選。那樣的成本極高、代價極昂。一來正是因為社會已經建立了一整套制約國家權力、保障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政治法律體系，任何人上臺都不可能為所欲為，所以人民可以放心大膽地把權力“隨隨便便”交給一個人，而不必擔心他把國家引入災難和邪路；二來總統有非常嚴格的任期，沒有終身制；三來社會有非常健全的文化民主、經濟民主、法律民主與政治民主相呼應，人民可以及時有效地對包括上至總統下至普通官員的所有掌權者行使權力進行一視同仁、及時有效的監督和制約，這樣一種“日常的民主”比大選時的民主重要得多，及時有效得多，成本也低得多。其實從根本的意義上說，法律對合法私有財產的保護、市場經濟、文化自由，都是民主的重要表現形式，只不過它表現為經濟民主和文化自由。民主的本義是自由選擇。
因為有很好的權利保障，美國人特別是其中產階級不僅對總統選舉表現冷淡，即使是對于市長（充其量也就相當于我們這里的鎮長鄉長）選舉，也常常表現出游戲的味道。《中國青年報》2004年11月24日報道了一則趣聞：在美國俄勒岡州的一個小城普雷里城，由于參與競選市長的兩位候選人（一位39歲、一位80歲）得票數完全一樣，居民最終決定采取一個類似于“擲骰子”的方法：投擲獎章選出自己的市長。而普雷里小城并不是第一個用投擲獎章或硬幣選出市長的城市，2003年11月，猶他州一個小城的市長選舉中出現了平局，也是以投骰子的方法選出市長的。
相比之下，今天我們中國農村民主選舉村主任，人們的熱情就非常高，有的甚至千里迢迢回家投票；甚至為競選村主任而導致流血事件的也不乏其例。相比之下，城市居民有多少人會對居委會選舉甚至市長選舉感興趣？但這并不等于中國現階段農村居民享有的民主比城市居民高，也不等于他們對民主的熱情比城市居民高。恰恰相反，城市居民在其日常生活中享受到了更多的經濟民主和文化民主，不需要畢其功于選舉領頭人這一役而已！
這給了我們一個極大的啟示：民主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我們固然需要選舉方面的民主，但更迫切需要、與普通百姓切身利益更直接相關的是經濟自由和文化自由，民主社會就應該從這些地方起步，一定會有事半功倍的效果。
今日中國的“三農”問題可為佐證。中國社會科學院一份最新的調查顯示：從過重的農民負擔到事關當代和子孫后代生存的土地問題，中國農民維權的重心已經出現重大變化。調查的主持者、社科院研究員于建嶸表示，農村土地糾紛正在成為影響當前農村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首要問題。中央某媒體觀眾電話長達半年的聲訊記錄，為我們提供了一份最真實的原始資料：在6萬條（次）的信息中，三農問題居于首位，為22304條，占總問題的37．2％，而土地問題就占15312條，占問題總量的25．5％，更占所有三農問題總量的68．7％，而社會上炒得熱鬧非凡的村民自治、民工工資、農村稅費三大問題，分別僅為1612、1301和1195條，各占反映問題總量的2．69％、2．17％和2％，與土地問題相比，可謂“微不足道”。
這個真實的數字證明了我此前的一個判斷：農民的土地、房屋、礦山、山林等的產權問題如果解決得好，村民民主自治的問題，中國農民的富裕問題，乃至中國的城市化問題，阻力都會小得多。產權問題才是三農問題中至為根本的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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