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已在國內取得廣泛的共識,但目前所進行的宏觀調控中再次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問題,意味著我們還沒有擺脫“先污染后治理”和資源不能夠得到有效利用的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發展滯后是重要因素。
現代服務業是運用最先進的網絡技術和管理方法發展起來的服務業中科技含量高、勞
動生產率水平高、附加價值高的新興“三高”產業部門。按經合組織(OECD)對服務業的分類,服務業包括:運輸業、通訊業、倉儲業、批發和零售貿易、金融業、房地產業、科學、教育、廣播、公共國防、娛樂和個人服務等。我們大體可以將金融保險業、郵電通訊業、網絡信息和知識產業定義為現代服務業,而將交通運輸業、倉儲業、貿易定義為傳統服務業。
在服務業中,生產性服務業是為國民經濟各個行業的發展提供服務的,它的規模和效率影響著整個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競爭力;生活性服務業直接關系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消費、擴大內需等方面;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和水平,不僅影響經濟效率,還影響社會公平。
發達的現代服務業已經成為一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而且成為一個國家經濟發達程度和人民生活水平高低的標志。種種事實預示著,世界經濟的重心已經從制造業轉向服務業,全球競爭的焦點已經逐漸從商品轉向服務。世界發達國家服務業多數都達到三個“70%”的水平,即服務業產值占70%左右,GDP增長的70%來自于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吸納了70%的就業人口。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在工業產品的附加值構成中,純粹的制造環節所占的比重越來越低,而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中物流與營銷、研發與人力資源開發、軟件與信息服務、金融與金融保險服務、財務法律中介等專業化生產服務和中介服務所占比重越來越高。以汽車產業為例,當汽車工業進入發展時期,單純的汽車制造業的投資回報率大約為3%—5%,而圍繞汽車的服務業的投資回報率高達7%—15%。雖然還沒有實例證明,一個國家特別是一個大國可以在沒有強大的制造業擴張情況下保持增長,但幾乎沒有人否認:在未來,以信息技術產業為主導的服務業將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
現代服務業對工業的支持是綜合配套的快速反應體系,能有效滿足制造業的服務要求。研發、設計、生產、營銷及售后服務等是制造業鏈條上的不同環節,它們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業務流程。服務業在制造業的產前、產中及產后服務中起著增加價值、實現價值的重要作用。由于服務業存在特有的分離效應和分裂效應,使最初體現在一個人和一種產品中的服務可以從服務中分離出來變成一種新的商品,從而增加服務業的產出。技術進步又使得服務業越來越多地通過非物質形態的交易分離出來,由此推動資本密集與技術進步的進程,達到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目的。
走新型工業化道路,核心就是要改變單純靠增加投入、以消耗資源、污染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式增長方式,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充分發揮的工業化路子。我國過去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偏差,就是沒有處理好工業化與服務業發展的關系,把工業化片面地等同于工業發展。事實上,工業化是一個伴隨著工業發展的社會經濟全面變革與發展的過程。服務業以其擁有高度創新性、廣泛滲透性、高度效率倍增性和深度產業關聯度的優勢在工業化的過程中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沒有服務業發展的支撐,工業化只能停留在比較初級和粗放的階段,無法深化下去。服務業與工業是一種相互依賴、互為表里、不可分割的關系。更為重要的是,與第一、二產業相對,服務業的發展具有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的優勢,大力發展服務業,提高其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就能降低經濟增長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這對于有效緩解當前經濟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之間的尖銳矛盾,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性轉變,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社會和生態保護型社會,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
從國際比較來看,我國服務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只有32.3%,不僅大大低于全世界64%的水平,而且也低于低收入國家平均45%的水平。從我國經濟結構內部來看,服務業的增長速度不但低于工業的增長速度,而且低于GDP的增長速度。從國際比較中我們推斷:長期以來我國服務業占國民經濟的比重低不能完全歸咎于經濟欠發達或工業化水平低,而是與我國理論界和管理層仍然對服務業與工業化關系的認識存在偏差有直接的關系。
傳統的觀點是,工業化是服務業或第三產業發展的基礎和前提,服務業的發展受工業化水平的制約。而我們則認為,信息化和全球化有可能使產業結構的演進次序或演進規律發生新的變化。因為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條件下,個人效用函數、行為準則及資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方式都會發生與傳統時代不可比擬和無法想象的相應變化,使以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為主導的現代服務業打破產業結構的空間限制和工業化水平的束縛而獲得超前發展。在信息技術時代,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不斷深入,發展中國家憑借其比較優勢,既可以參與產業間的國際分工,也可以參與在價值鏈不同節點上進行的產業內分工,其結果是使這些國家成為國家生產和服務網絡化中的一員。
更進一步分析,在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的作用下,歐美國家的企業為了提高競爭力,降低成本,有可能將一部分業務轉向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的企業通過提供信息技術服務,利用新的商務模式(如B-To-C、B-To-B等),使它們正在成為越來越多的歐美企業的“后臺辦公室”。即使在技術密集的新興產業中,發展中國家以其特有的人力資源稟賦也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切入點,進而在這些產業中占有一席之地。
與我國國情有許多相似之處的印度服務業的超前發展給我們以很大的啟示。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其它國家的農業份額的下降往往被工業的增長所吸收,但印度卻不是這樣。1980年,在印度的GDP中,工業占24.2%,而服務業卻達到37.2%。歷經20年的增長后,印度的工業產出份額并沒有上升多少,農業份額的下降被服務業所吸收,其份額已占到GDP的48.2%(這一現象被國際經濟界稱為“印度服務業之謎”)。印度服務業的年增長率從1981—1990年的6.9%提高到1991—2001的8.1%。印度軟件產業在20世紀90年代一直保持著50%以上的增長率,是世界上唯一實現如此高的增長速度的國家。近十年來印度經濟的快速增長與服務業的超常規發展密不可分。反觀同期我國的GDP構成中,工業在1980年占48.5%,服務業占21.4%。20年后,盡管我國的服務業份額也有所增加,但工業的份額依然很高,服務業僅占GDP的30%左右。
在經過二十余年的對外開放和市場化改革之后,我國許多服務行業仍存在門檻高、管制多、壟斷經營現象嚴重、對外開放程度低、市場化程度低、專業化程度低,以及規模小、效率差、市場競爭力不高等問題,嚴重制約著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導致工業化無法得到服務業的強有力的支撐。
應當看到,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關鍵階段,已經建立了獨立的和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具備了加速發展服務業的內外部條件。理論研究和國際經驗表明,適當的政策和合理的制度安排與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具有較高的相關性。因此,我國應當緊緊抓住在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與發達國家幾乎處于同一起跑線的難得機遇,以當前進行的宏觀調控和經濟結構調整為契機,盡快轉變政府職能,打破行業壟斷,建立統一、競爭、開放、有序的市場體系,為大力發展服務業創造更多的便利化條件,使服務業尤其是現代服務業在“十一五”期間得到快速發展。這不但可以拓寬就業空間,提高我國產業的整體競爭力,而且有利于全面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有利于節約資源,實現可持續發展,有利于促進城鄉、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為順利實現第三步戰略目標奠定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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