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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偉志
10個月前，張新娣還是一個普通的大亞灣農家婦女，養豬，種菜，不為外界所知�，F在，29歲的她已經成為中海殼牌公司的一名后勤保潔班長，可以熟練操作電腦，使用簡單的英語與外籍人員交流，幫助新加坡籍總裁藍仲凱接收文件，處理一些日常事務。
張新娣是中海殼牌南海石化項目8300名搬遷村民中的一個。2003年，中海殼牌公司對搬遷村民進行技能培訓，張學習認真，經招工考試合格后被中海殼牌錄用。像她這樣為中海殼牌項目工作的搬遷村民——包括財務、工程及一般勞務——平均每月有300多名。這個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合資項目，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
“在跨國公司工作，除了注意自己的言行、認真學習工作技能之外，還要認真學習公司的管理理念，否則就要被淘汰�！睆埿骆氛f。每周一、三、五的晚上，這位兩個孩子的母親都要到淡水鎮的英語專業培訓班學習。她被巨大的社會變遷所激勵，對未來充滿著想象力。
“張新娣不容易。我們都向她學習。”惠州市委常委、大亞灣區委書記李秀峰說。李2000年9月26日任中海殼牌項目配套工程指揮部副總指揮，協助常務副市長安置移民。中海殼牌成功保持移民社會相對和睦與平穩、避免移民社會震蕩的理念與行動，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對于他們來說，中海殼牌所帶來的，不僅僅是一個具有全球視野的新型經濟。
重建移民社會
大亞灣北岸的澳頭鎮，儼然是一個新興的城市。中海殼牌帶來了這個時代最前沿的人群：律師、會計師、銀行家、保險專業人員和公司經理。同時，項目工地上有20000名工人在緊張施工，而這塊土地上的原住民，則搬遷到了幾十公里之外的兩個移民新區�；葜莩霈F了前所未有過的多樣化城市利益群體。
這個巨大的跨國工業項目不僅改變了惠州的經濟基礎，也改變了珠三角以外向型輕工業為主的經濟格局。當廣東省認為重化工業是一個不可逾越的發展階段的時候，惠州不可思議地擁有了主宰變化的能力。這個投資高達43億美元的項目，其效應不斷累積，將使惠州成為繼休斯頓、鹿特丹和新加坡之后又一個世界級濱海石化城。
在這種時候，地方政府對項目的熱情往往壓倒一切。但項目越大，各種利益的沖突就可能越嚴重，就越容易產生危機。諸如征地、動遷、補償這些所有重大項目的必修功課，惠州市如何應對？
據大亞灣區委書記李秀峰介紹，當地政府對項目征地的補償略高于國家有關標準，每畝大約2000元，同時對照廣東省補助三峽移民的標準(一年半內每月補助150元)，對中海殼牌項目搬遷移民在兩年內每月補助200元。此外，他們在移民新區興建了學校、幼兒園、醫院，并將一些建成的市場用房無償提供給各村小組經營。
但是正如李秀峰所說，“幫一饑解不了百飽”。移民安置不僅僅是一個補償問題，還有一個社會重建問題。比如，移民新區的建設符合人們對于一個城市社區的想象，但許多移民尚未適應出門買菜的生活方式。在工業化潮流的裹脅之中，他們往往不知所措。
為此，中海殼牌開出一張社會心理處方：實施“屋頂菜園”計劃。他們資助搬遷村民在自家屋頂建起菜園，種植供家庭食用的果菜。在地方政府的配合下，12000多只塑料種植箱以及種菜所需的改良土壤分發給了自愿參與的650多戶搬遷村民。
此外，中海殼牌還通過直接雇用、提供培訓、鼓勵承包商優先錄用、扶持小型企業發展等方式，幫助搬遷村民恢復生計。他們提供的免費培訓種類繁多，其中包括：健康安全、英語強化、叉車駕駛、計算機技能、園藝以及汽車維修、初級電工、水泵操作、鋼筋工、木工、抹灰工、磚瓦工等等。
他們幫助搬遷村組建了兩家公司——東聯村的東益公司和巖前村的前興公司，聘請專業咨詢顧問為其提供經營和管理咨詢，并授予這兩家村辦公司力所能及的工程項目——比如路燈工程、自行車道隔離墩工程、項目觀景臺建設、洗車服務、洗衣服務、運動場修建和維護——幫助其發展。
黃慶榮是東聯村的一個村小組長。他對我們說，中海殼牌建成投產后，村辦公司可以承攬到綠化、洗車、包裝、運輸、配餐等社會項目和配套項目，加上出租廠房的收入，移民村將進入到一場從未有過的繁榮。
按照有關協議，中海殼牌項目的移民動遷與安置工作及所需費用，均由當地政府承擔。移民動遷與安置工作是政府份內之事，廠商本來沒有義務和責任去積極參與公共事務，一般企業避之惟恐不及。但中海殼牌卻以一種全新的姿態出現在地方政府面前。
“可持續發展是中海殼牌管理體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體現在項目設計、施工和運營階段的所有決策中�！� 中海殼牌總裁藍仲凱說，“我們對當地人民承擔應盡的社會責任�！�
早在股東作出最終投資決策之前，按照國內和國際標準，中海殼牌對項目進行了極為廣泛的環境和社會影響評價工作，完成了《環境與社會影響評價報告》，其中涵蓋了項目對健康、社會、環境和治安等諸方面的潛在影響，提出緩解措施并編寫《環境和社會管理計劃》，據此進行施工和運營。
中海殼牌方面稱，他們是根據世界銀行的非自愿移民導則，“協助惠州市政府”進行移民安置工作。在向移民提供一系列特別幫助的同時，公司還進行一年兩次的獨立外部監測和每三月一次的內部監測，到目前為止，中海殼牌完成了四份外部監測報告并公布在公司網站上。
一個跨國公司以積極的姿態介入到社會形態的重建當中，不失為一種調節社會矛盾的重要措施。不過，中海殼牌這樣做，地方政府能夠適應嗎？
公共精神與公共事務
“中海殼牌帶來的壓力是全方位的�！被葜菔形Ｎ�、大亞灣區委書記李秀峰說，“坦率地講，我們還不能與殼牌這樣的跨國集團全面接軌。它關系到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一高一低很難接軌�！�
李秀峰所說的“上層建筑”，主要是指法律體系和行政管理程序——比如關于工程的招投標，國內至今沒有完善的法律框架，“我們還是習慣于一個人說了算，與中海殼牌的行為準則相去甚遠�！�
在中海殼牌工地內，許多顯著位置都張貼著這樣的公告：辛勤工作卻被拖欠工資怎么辦？請撥打南海石化工人熱線5557999或8008305587。這實際上是中海殼牌對承包商們的監督。據藍仲凱講，有一次接到投訴，他們就把工人和承包商都叫到一起，讓保安把現金從銀行取出來，當場給工人兌現工資。
“如果有人投訴承包商拖欠工資，我們就不付錢給他(承包商)�！� 藍仲凱說。
這種投訴電話首先應該是打給工會或者勞動監察部門，現在則是中海殼牌“越權”，主動承擔了下來。這個電話號碼引起了社會學者陸建華的興趣，他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主要任務是減輕企業負擔，剝離社會職能——如辦醫院、辦教育等等，但這并不等于說企業不需要再承擔社會責任，不等于社會公共精神的喪失。在這方面，中海殼牌是一個范例。
在更多方面，中海殼牌都可以說是一個榜樣。比如：為控制揚塵，工地周圍24小時灑水；對用水量經過精心設計降至最低，盡可能多地循環用水；減少廢物生成量，所產生的廢物盡量回收利用；使用多種方法降低廢氣排放量；盡量減少施工噪音給鄰近社區帶來的影響；雨水經過沉淀過濾后再排入大亞灣；為了避免影響海龜產卵，只在公路的一邊安裝路燈；等等。
2003年2月，中海殼牌為準備海上作業進行海底生態調查，獲悉一些健康生長的珊瑚可能受到引堤施工影響，于是在2003年5月到6月之間，耗費80萬元將400平方米的珊瑚移植到10公里以外的西海岸線，并且定期監測移植后的生長情況。2004年中期的監測表明，移植后的珊瑚存活率近95%。
中海殼牌總裁藍仲凱也因此獲得了“珊瑚大使”的稱號。在來到中國之前，這位“珊瑚大使”曾是殼牌新加坡董事長。兩年多之前，他帶著惠州的有關領導到新加坡考察，他們看到在煉油廠500米之外就有一個觀光島嶼，島上有一個漂亮的渡假村。他回憶說，當時惠州的官員非常驚訝，因為他們從來沒有想到重化工業也可以與周邊社會和平相處。
“為什么殼牌搞一個項目要花那么長的時間？因為我們要花大量時間來考慮怎樣減少對環境和社會的影響�！彼{仲凱說，“在關鍵的地方花錢，就是在整體上省錢。將來中國的環境政策肯定會改變，那時候重新來過，我們就虧大了。”
與那個南海石化工人熱線一樣，珊瑚移植本來也不是規定中的責任和義務。與這個重大項目的自身價值相比，400平方米的珊瑚似乎可以忽略不計。但中海殼牌在投入上的遠見，正在為這個中國經濟先發地區創造一種具有人文關懷的工業標準，創造一種尊重勞動權利的價值觀。
大亞灣區委書記李秀峰說，中海殼牌自己遵循最嚴格的標準，也要求政府保證其它企業做到這一點。就是說，中海殼牌不污染大亞灣，其它企業也不能污染。這對地方政府形成了極大的壓力，同時也促使政府明確了自身的功能定位：在公共資源的供給和維護方面，政府的作用不可替代。
對于中海殼牌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做法，一開始也有人不能接受。比如有人說，搬遷是政府的事，不需要殼牌管，殼牌只要提一些建議、簡單贊助一下就可以了——殼牌管得太多，難道不是一種越位嗎？
“我們不是管，而是支持�！� 藍仲凱說，“我們一直致力于與當地政府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尋求可持續發展的路徑。這種伙伴關系不是上下游的供貨商關系，也不是銀行與企業的關系，而是職能互補、收益共享的合作模式�！�
從這個角度說，中海殼牌對惠州以及珠江三角洲的影響，遠遠不止于經濟結構的改變。它正在重組這個地區的社會形態，它對于當地社會的作用將日益突出和重要。
而在更大的空間里，隨著國家全能主義觀念的改變，政府正在從社會中逐漸撤出，跨國公司、民營部門等各種利益團體正在進入由此產生的真空。諸多像中海殼牌這樣重量級的、權威的資本集團將會主導一個地方社會系統的演進，它們對于中國經濟社會資源的影響是相當復雜的。
在這個過程中，并非所有的利益團體都具備中海殼牌的遠見和價值觀，并非所有的投資主體都當然地尊重環境、尊重社會、尊重勞動者的權利。在這種情況下，企業與政府的伙伴關系就因缺乏約束而不可靠�？沙掷m發展不應該成為一種市場化的道德標準，它是一種公共事務，公共事務的邊界應該由體現公民意志的法律來界定，否則，伙伴關系就可能壓縮公共空間。
在一個理想的狀態下，那個投訴熱線還是應該首先打給工會或者勞動監察部門——政府可以退出市場，但不能退出責任；企業應該具有公共精神，但未必長期介入公共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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