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正處在經濟社會的全面轉型時期。從市場化改革的進程來看，政府作用對汽車產業的進一步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提出“政府轉型與汽車產業發展”，是基于兩個方面的考慮。

    一是我國由低收入國家向中等收入國家邁進，政府的轉型十分重要。由人均GDP 1000美元向3000美元的過渡，既是經濟快速增長的時期，又是一個經濟結構、 社會結構劇烈變動的時期.也可以說，這是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的時期，是由汽車產業快速發展引發消費結構、經濟結構、社會結構變動的時期。在這樣一個時期，由于多方面因素形成的經濟社會的嚴重失衡，很可能引發經濟社會局部的、甚至全局性的危機。加快發展，規避危機，重點是實現政府轉型，以有效地發揮政府的作用。我國正處在轉軌的關鍵時期，實現政府轉型，重要的是按照新的發展觀的要求，實現改革觀的轉變。我認為，改革觀的轉變有五個方面：

    1、從重經濟建設、輕社會發展向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轉變。

    2、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向效率與公平并重的轉變。逐步實現全社會的 共同富裕將成為下一階段改革所要達到的重要目標。

    3、從城鄉二元制度結構向城鄉協調發展的一元制度結構的轉變。

    4、從經濟改革向包括經濟改革、政治改革、社會改革在內的結構性改革 的轉變。

    5、從經濟建設型政府向公共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已不再是經濟建設的主體，政府要以搞好公共服務來保障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目標。在新時期，公共服務不僅是轉軌國家，也是世界公共行政改革、政府改革的核心理念。

    二是在我國經濟社會全面轉型時期，政府轉型對汽車產業的快速健康發展具有關鍵性作用。

    1、汽車產業是受我國傳統計劃經濟影響最深、計劃管理根深蒂固的一個產業。

    2、經過25年的改革開放，汽車產業的改革有了重大進展。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沒有完全打破傳統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管理體制和產業政策的基本格局。

    3、在汽車產業發展向汽車社會邁進的大背景下，我國的市場體系、企業制度、政府管理體制都存在著一些嚴重不相適應的地方。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政府的作用十分重要。政府的管理也面臨著重大的轉變，以形成與汽車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制度安排。

    從當前的情況分析，我認為政府在汽車產業管理方面面臨五個方面的轉變。

    一、由行政審批向戰略規劃指導的轉變

    1、造成汽車產業盲目投資和低水平建設的主要因素是行政審批。形成汽車產業發展中的某些盲目投資、重復建設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行政審批是主要因素。到去年為止，全國的123家整車生產廠和500多家汽車零部件改裝企業，大都是由政府相關部門尤其是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審批的。客觀地說，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中仍存在某種“亂”和“差”的問題。對這些問題，是用市場競爭的辦法去解決，還是走原來的老路子？此外，從某些政策導向來看，到目前為止，在某種程度上行政審批制度還有強化的傾向。

    2、從目前的突出矛盾看，政府的戰略與規劃的制定同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有嚴重反差。行政審批不是不嚴的問題，而是不適應的問題。主要矛盾在于政府尤其中央政府的相關部門在汽車產業的戰略制定、中長期規劃方面同汽車產業這樣一個快速發展的趨勢有嚴重的不相適應性。由此，我們還沒有提出一個富有遠見的發展戰略，還沒有一個比較科學的中長期發展規劃。這些年，我們對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估計不足。舉例來說，本來預計北京到2010年機動車的保有量才能達到或突破200萬輛，但沒想到整整提前了7年就實現了，并造成交通堵塞的嚴重局面。由此看來，政府的戰略預測嚴重脫離了汽車產業發展的客觀趨勢。我把它概括為“三個估計不足”：第一，對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估計不足。第二，對汽車的大眾消費進程以及由此引起的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等的變化估計不足。第三，對汽車產業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成本、社會成本估計不足。

    3、由行政審批向戰略規劃轉變是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的客觀要求；是改革進一步深化的客觀趨勢。汽車產業是影響我國消費結構、經濟結構、城鄉結構的大問題，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戰略制定和規劃制定起著十分重要的影響。

    （1）政府的主要職責應當是用具有遠見的戰略目標和科學的規劃來指導和管理全國快速發展的汽車產業。這樣，才能有效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2）地方政府要在中央政府嚴格的戰略與規劃指導下，對汽車產業進行有效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這些年，地方政府在這方面很有“積極性”，紛紛提出以發展汽車產業拉動GDP的增長，不少地方都把發展汽車產業作為本地的支柱產業。為此，爭上汽車項目，爭上汽車城項目。地方政府在汽車產業發展中的作用是什么？我認為廣州花都區人民政府在這方面的思想就比較明確，可以用16個字概括“制定規劃、創新環境、改善服務、樹立形象”，這是地方政府面對汽車產業快速發展形勢的正確行為。

    （3）要把政府作用與行業協會的作用相結合，充分發揮行業協會在整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中的協調作用。

    二、由政府為主導向市場為主導的轉變

    1、汽車產業是一個市場競爭性的產業，公平的市場競爭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我們不能人為地限制競爭，而要努力改善競爭的環境。既不能限制競爭，又要為這種競爭提供好的服務、好的環境。從當前的一些情況來看，政府還沒有很好地遵循汽車產業的競爭發展規律，還不善于自覺地依賴于市場競爭的路徑去解決問題。

    2、讓各類企業自由、自主地發展，使各類混合所有制經濟成為汽車產業發展的主體。有這樣幾個問題值得研究：第一，為什么要對汽車企業設立各類門檻，例如規定新設整車廠的直接投資額至少15億。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辦法，也不符合公平競爭的原則。第二，我國三大汽車企業的重組是遵循市場規律還是主要通過行政手段來推動，值得我們很好的研究和反思。

    3、打破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在汽車產業的發展中，行政壟斷和地方保護還是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盡快改變這一局面，是我國汽車產業健康快速發展的重要條件。

    4、限制政府的直接投資。總體上說，要放開市場，搞活企業，改善服務，限制政府。這樣，才能夠遵循汽車產業作為一個競爭性行業的發展規律，才能夠由原來的以政府為主導的發展路子轉向以市場為主導的發展方向。

    三、由重視產業政策向重視社會政策的轉變

    1、政府對汽車產業管理的主要目的是解決大眾汽車消費或者大眾汽車消費對社會結構、社會發展的影響。由于大眾汽車消費對社會結構、社會的影響遠遠超出汽車產業本身，因此政府對汽車產業管理的主要目的不是汽車產品，而是維護全社會的公共利益，維護消費者的利益和由此帶來的經濟安全問題。

    2、政府對汽車產業關注的重點應當是統籌汽車產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廣州人均GDP已達到4000美元，應當具備了汽車社會或者初步具備了汽車社會的某些特征。在這樣一個條件下，政府關注的重點是統籌汽車產業與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這也是政府在汽車產業管理方面的主要目標或者主要任務。現在，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在汽車產業發展方面有兩個不好的傾向。一是以GDP為中心拉動地方汽車產業的發展；二是熱衷于爭項目。政府關注的重點應當從汽車產業拉動GDP轉向關注汽車產業發展引發的社會環境上來，從爭項目轉向改善投資環境上來。

    3、目前，政府對汽車產業管理的突出矛盾是城市管理和規劃與汽車產業發展不相適應。基于這樣一個判斷，我認為政府不應限制大眾消費，而要從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的需要出發，提高管理水平，在城鄉管理特別是城市管理方面調整自己的行為，做出新的部署。同時，用各種消費引導來實施有效的宏觀調控。

    四、從民族工業發展道路向國際化發展道路的轉變

    1、國際化發展道路是我國汽車產業發展的大趨勢。加入WTO后，我國的開放戰略發生了重大變化，即由區域性開放為重點轉向以產業開放為重點，建立全面開放的經濟體系。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汽車產業已成為整個全球化或者參與國際分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應當主動地參與這樣一個經濟全球化的進程，走出一條國際化發展的道路，走出一條汽車產業快速健康發展的路子。

    2、值得研究討論的幾個問題：

    （1）國產化與本土化的問題。我認為，本土化可能比“國產化”更好一些，更全面一些，更客觀一些，更符合國際化的發展道路，更有利于提高自己的發展水平。美國的很多本土化專利并不是美國人直接發明的，是美國人通過產權專利拿過來的。在全球化時代，我們對國產化的理解要客觀和科學。我認為，實行本土化的政策對我國汽車產業的發展更有利。

    （2）充分地估計合資企業對我國汽車產業發展做出的貢獻是十分重要的。客觀地說，沒有這些年合資企業的發展，就難以形成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的局面。因此，要鼓勵和支持合資企業的發展，盡可能地為合資企業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一些不利于合資企業發展的政策應當盡快取消。

    （3）關于合資企業的股權比例問題。在汽車產業加速國際化，以及我國汽車產業日益廣泛地參與國際分工的大背景下，對合資企業作硬性的股權比例的規定是有利還是不利，需要我們對此做出客觀的判斷。我認為，不超過50%的股權規定不利于我國汽車產業的國際化發展。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對不同類型的企業有不同的規定，并且使得這個規定同國際化發展的大趨勢、同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相一致。

    五、由政策管理向法制保障的轉變

    1、在我國，以“紅頭文件”為特征的政策管理與指導已不適應汽車產業全面開放和快速發展的進程。我國已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體制框架，經濟的全面開放是大勢所趨。尤其是汽車產業，國際化的發展勢頭很快。在這種情況下，以“紅頭文件”為特征的政策管理與政策指導同全球化、國際化大背景下的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的大趨勢已不相適應，需要加以改變。

    2、我國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對走向法制保障日益提出客觀的、緊迫的要求。無論是在汽車產業的發展方面、汽車的消費方面、汽車產業發展所帶來的公共與交通安全方面，還是對于能源方面的需求，都對相關的立法和執法提出客觀的要求。例如燃油附加稅，隨著市場主體的確立，隨著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我國實行燃油附加稅的條件已經初步具備，應該打破政府部門的利益束縛，盡快出臺燃油附加稅的相關法律規定。這對于汽車產業的健康發展是十分重要的。

    我國的實踐經驗說明，政府轉型與汽車產業的快速發展成正相關。我們應當充分重視轉型時期政府在我國汽車產業快速發展中的有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