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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建才
中國的改革已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中國經濟發展正處于一個重要的機遇期。國內許多學者都認為，隨著時間的推進，改革已進入以全面調整利益關系為重點的總體攻堅的新階段。有鑒于此，理清改革的總體邏輯和整體思路就顯得尤為重要，因為這樣才能找到漸進式改革的攻堅策略。
漸進式改革相對于激進式改革的勝出并不是偶然的，其中的道理也并不像一些西方“休克療法”代表性人物所給出的解釋那么簡單。筆者認為，許多西方學者往往只是從一個方面考慮問題，雖然每個方面的解釋看起來都能自圓其說，但是改革的總體邏輯和整體思路絕對不是從單個層面出發就能夠得到的，這就是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最大區別。如果說自然科學可以從部分的角度出發就能夠得出一些普適性的結論的話，那么不幸的是，社會科學（特別是涉及整體方案的學科）則不可能這樣。筆者的意思是，總體性的改革必然尋求總體性的思路，忽視這一點只能導致失敗。
在計劃經濟的條件下，政府、企業和市場是一個整體，這一個整體并不是基于大多數學者所看到的平均主義的意識形態而發揮作用的。實際上，計劃經濟內生出了自己的激勵機制，也是按照這一激勵機制來運行的。也就是說，計劃經濟在早期的發展和繁榮是必然的，是有其內在邏輯的。按照曼庫爾·奧爾森的分析，計劃經濟為了使勞動供給曲線走出“拐折點陷阱”而對邊際下的收入課以重稅，對邊際的收入不收稅，這樣以來閑暇就會成為一種奢侈品，每個人不得不努力工作，產出自然就會明顯增加、經濟自然就會高速增長。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激勵機制與我們平常所熟悉的市場經濟的激勵機制剛好相反，正所謂“反其道而行之”。這種作用機制在沒有形成利益集團和串謀集團的時候是能夠奏效的，但是當穩定下來以后，大家就會發現通過串謀來形成小的特殊利益集團相對于原來的做法更加有利可圖，這樣就形成了私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不一致，必然會阻礙經濟系統的效率。如此一來，計劃經濟的激勵機制就失靈了，所以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必然要求對僵化的體制進行改革。
轉軌的過程表面上看起來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實際上是從計劃經濟的失靈的激勵機制轉向市場經濟的有效的激勵機制。但是這種轉軌絕對不僅僅是企業的轉型，還有與之相應的其它系統的轉型和創建。總之，這是一個社會博弈的過程，企業要摸索到企業的邊界，政府要摸索到政府的邊界，市場要摸索到市場的邊界。但是社會博弈并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它的精神實質是每個利益主體都有自己討價還價的能力，從而可以防止一個利益集團為了自己的私利剝奪其他利益集團。從這個角度來看，讓弱勢群體擁有自己的話語權和代言人就顯得尤其重要，要不然社會博弈就會走形，從而不能形成哈耶克意義上的擴展秩序或者是奧爾森意義上的市場擴展型政府或者是諾思意義上的有效率的經濟組織。
激勵機制的轉型是以經濟學上經常說的替代為基礎的。按照新制度經濟學上的分析，企業和市場的相互替代是基于節約交易成本的比較優勢進行的。激勵機制的作用原理也離不開這一明顯的道理，如果繼續使用原來的激勵機制能夠比使用新的激勵機制帶來更大的交易成本的節約，新的激勵機制就不會被采用，正是這一點決定了漸進式改革是一種名副其實的“增量改革”，很顯然，這其中隱藏的動力機制是符合社會博弈的要求的。
繼續按照上面的分析思路進行推理，如果一種機制發育得比較完善，可以很好地節約交易成本，那么它就有可能逐步替代其它的機制，直至新的邊際，在這一點上利用兩者的邊際成本相等。也就是說，漸進式改革的速度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可能有的時候慢，有的時候快，這取決于社會博弈（邊際替代）的過程。用斯坦福大學青木昌彥教授的話說就是，這種變化是累積性的或新的，而不是連續地、逐步地發生的。這一點告訴我們，漸進式改革既不能“操之過急”，也不能“畏首畏尾”，關鍵還是要依靠其內生的動力機制。
漸進式改革的過程是一個不斷解決問題的過程，其精髓就在于使得風險累積的速度小于風險化解的速度，從而使得整個系統朝著市場化的方向收斂。如果把青木昌彥教授的觀點拓展開來的話，我們可以認為，漸進式改革是社會博弈的函數，而社會博弈又取決于社會中各利益集團的力量對比。這樣以來，問題就出來了，如果利益集團中有一定勢力的一方不能從社會潛在收益中分得相對于以前來說更大的數額，那么它就很有可能阻礙改革的進行，哪怕這種改革對全社會來說是有利可圖的。社會博弈進行到了這樣的階段，事實上就相當于陷入了所謂的“鎖入效應”，不過用戰爭中經常用的一個詞“相持階段”來描述或許更加貼切。這一階段的特征用經濟學的術語描述就是，由“帕累托改進”進入到了“卡爾多改進”。
改革的攻堅階段實際上是社會博弈的相持階段。現在的問題是，怎樣才能讓相持的時間不至于太長，不至于形成長期徘徊的“動態超穩定綜合病”，更不至于形成“壞的均衡”。分析到這里已經很清楚了，單單依靠社會博弈并一定能夠使得改革進入一個好的博弈均衡解，這就是曼庫爾·奧爾森批評科斯定理的一個重要原因。既然這樣，問題的解決就離不開政府的作用。
增長經濟學中有一個模型非常形象，描述的是“經濟援助”對貧窮國家的“大推動”作用，只要這個作用超過“拐折點”，就可以幫助落后國家跳出原來的“貧困陷阱”，猶如鯉魚跳龍門。同樣的道理，只要政府在社會博弈中發揮的作用達到了一定的門檻水平，就可以從壞的博弈均衡轉向好的博弈均衡，從而促使改革進入良性循環的“快車道”。但是，政府的“支持之手”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政府的“掠奪之手”能夠得到有效的限制，這是安德烈·施萊弗和羅伯特·維什尼的觀點。
政府應該怎樣才能發揮理想的作用呢？答案就是依靠轉型經濟學中所說的“逆轉成本”。什么是逆轉成本呢？簡單地說，就是從后來的結果逆轉回原來的結果所需要的成本。激進式改革和漸進式改革的區別是什么？是逆轉成本的大小和試錯成本的大小。激進式改革的逆轉成本特別大，大到了即使發現自己錯了也難以逆轉的程度，這和人們經常說的“孤注一擲”異曲同工。相對而言，漸進式改革的逆轉成本就要小得多，因為它允許試錯并可以在某種程度上糾正錯誤，所以這種改革和市場經濟在本質精神上是毫無二致的。我們知道，市場是可能失靈的，所以和市場經濟在本質精神上相通的漸進式改革策略也有可能失靈。認識不到這一點就不能真正領會漸進式改革中所蘊涵的深刻道理。
市場失靈的原因在于信息不對稱、外部性以及壟斷權力，因為這些因素導致了很高的交易成本，高到了通過市場來完成交易已經得不償失的程度。按照科斯的分析，糾正市場失靈要靠企業（交易由內部組織來進行）。同樣的道理，糾正漸進式改革策略失靈要靠政府。從這一點來看，政府在轉型中發揮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這和國外轉型經濟學界得到的共識是一致的。
政府要在改革的某些階段特別是攻堅階段加大一些局部改革的逆轉成本，不要在某個方面的改革上來來回回試錯，因為按照博弈論的分析表明，一個短暫而嚴厲的過程的效率，可能大大高于一個投入同樣力量進行的一個長期而溫和的過程。通過自上而下的強制性制度變遷加大逆轉成本，相當于在社會博弈中加入了一種新的有機力量，從而有利于博弈均衡朝著好的方向收斂。
總而言之，逆轉成本太大和太小都不是很好，關鍵是要和經濟形勢相適應，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話說就是，特定形勢的特定屬性必須有特定的治理結構與之相匹配，這樣才能保證整個經濟系統的效率特征。筆者的出發點并不是想要政府對改革“拔苗助長”，只是按照經濟學的邏輯推理進行分析。如果上面的分析可行的話，那么，由此出發，政府對解決累積性的老問題就應該采取新的思路，因為隨著漸進式改革的推進很大程度上已經沒有了可以實施老思維的策略空間。
（作者單位：復旦大學經濟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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