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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龍
積極財政政策轉型后，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工具，其作用更加突出，地位更加重要：其中心任務是平衡消費和投資。
原因有二。第一，連續多年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速度超過了ＧＤＰ
的增長速度，投資率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國民收入分配關系中消費與積累的適度平衡問題應該引起重視。據《中國統計摘要2003》顯示，1998－2002年，我國投資率在36％－42．2％之間，最終消費率在58．2％－61．1％之間，居民消費率在45．2％－48．1％之間�？梢�，我國最終消費率和居民消費率目前已大大低于70％和60％的國際平均水準。所謂“最終消費率”即最終消費額占ＧＤＰ生產額的比重。我國的這一比重目前已接近于歷史最低水準。
在長期的經濟高速增長中，消費率偏低這一問題逐漸累積，終將成為阻礙社會再生產正常循環的嚴重障礙。與目前同樣經濟發展水平的國家及各國普遍情況相比，我國投資率偏高而最終消費率偏低，其中居民消費率偏低尤為突出，這種差距表明我國存在有調整投資和消費關系的必要和可能。
《中國統計摘要2003》和《2003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有關資料顯示，除1999年外，近五年中有四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率明顯高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率，2002年幾乎高出一倍，2003年更是幾乎高出三倍。消費市場的疲軟與否直接關系整體經濟的景氣。經驗表明，我國的國內消費需求增長在10％左右，經濟增長才能維持在7％左右。因此，擴大國內消費需求始終是我國一項長期而艱巨的經濟任務。
投資和消費是國民收入分配中此消彼長的一對矛盾，長期過高的投資率意味著長期偏低的消費率。消費率低意味著當年的國民收入分配中將較多的部分用于投資，而不是消費。從長遠來看，投資與消費的比例失當，會造成長期國內有效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不足，這不利于宏觀經濟的持續快速增長。長期的投資率偏高，如果再加上投資結構的不合理，還會引發其它結構性問題的產生和惡化。長期投資率偏高最終將會影響到經濟的健康增長，影響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現階段適當控制投資需求、人為調整投資方向的同時，要穩步地擴大消費需求，適當扭轉投資率偏高、邊際消費傾向減弱的狀態，使消費需求在促進增長和增加就業中發揮明顯作用，保持總投資與總消費兩個車輪共同推動國民經濟平穩較快運行。
第二，2002年以后，我國明顯已經進入重化工業階段。從統計數字上看，經過10多年的發展，我國輕工業比重已經下降到35．7％，而重工業則相應增加到64．3％。從1999年起，重工業具有更快的增長速度，1999年為9．3％、2000年為13％、2001年為11．1％、2002年為13．1％、2003年為18．6％。因此，未來我國貨幣政策的制定要與目前特定的經濟發展特征相適應，要抑制投資，促進消費。高投資和重工業化雖然帶來了經濟的高速增長，但也同時帶來了風險，特別是由于重工業生產能力形成周期較長，容易對未來消費需求產生高估，一旦過多的當期投資需求轉化為下期的投資供給后又不能為消費所消化，就可能形成下一輪的通貨緊縮，對未來的生產能力和經濟增長速度直接構成破壞。再者，低水平投資和重復建設仍是我國經濟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投資效率不高為我國未來經濟的持續穩定發展也埋下了隱患。而且即使實施積極的貨幣政策，也未必能全面啟動投資需求。在這種情形之下，再利用貨幣政策去推動對傳統生產線再建設，只會形成更大的過剩。同時，由于我國的技術創新機制滯后，科研、技術投入量小，使得新產品開發緩慢，且已存在的科研成果產業化難以實現，從而不能創造出新的需求、開拓新市場，這就使得資金尋覓不到可供轉移的場所。這說明我國的經濟過剩不僅僅是生產能力的過剩，長期處于瓶頸狀態的資金也已經過剩。
對此，今后一段時間我國貨幣政策宜注重在引導投資和消費平衡發展上下功夫，對某些行業的投資過熱行為以預防為主、以治理為輔。同時采用結構性信貸政策鼓勵消費增長：一方面對住房裝修、家用汽車、電器、通信設備、教育、假期旅游等領域的消費信貸繼續給予優惠，另一方面也實行較為寬松的消費信貸政策，積極培育農村和中西部貧困地區群眾的良性消費心理和消費行為。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要努力發展消費信貸。消費信貸是商業銀行零售業務目前重點發展的對象，從1999年起，人民銀行已允許所有中資商業銀行開辦消費信貸業務。為此，商業銀行要在健全消費信貸機構的基礎上，加大消費信貸的投入，在繼續做好個人住房、汽車消費貸款的同時，擴大教育助學貸款，使具有較高知識水平的大學生成為個人消費貸款的直接受益者和建立個人信用制度的實踐者。同時，逐步擴大消費信貸的服務領域，試辦一些新品種的消費貸款，積極發展信用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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