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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大煥
今年年中，商務部會同監察部、國務院法制辦、財政部等七部門曾聯合下發了《關于清理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規定的通知》，近日又組成聯合工作組到各地進行監督檢查（《新京報》11月9日）。
記者了解到，雖然地方保護嚴重程度呈逐步減輕之勢，但仍以多種形式存在，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當地經濟的發展。相關統計數據顯示，與20年前相比，浙江、山東、廣東、四川、青海和新疆的行業保護現象減輕了不少，但是北京、山西、安徽和云南的行業保護現象仍很嚴重。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在今年出臺的《中國國內地方保護的調查報告》一文中指出，目前受到地方保護最嚴重的行業是煙草、食品、醫藥、建筑、農業、房地產、郵電通信業和機械制造業等增加值率和行業利潤水平高、具有自然壟斷特性的行業。部分地方采取限制外來產品進入本地的數量、給當地企業補貼、加強工商及質量監督執法工作等手段，限制外地相關企業的進入。
國家的部委從整個國家整體和長遠利益的角度出發，對各地自行其是的“無區封鎖”實施及時有效的清理，是十分必要的。在現代商業社會中，社會活力的基本象征，是“流動”和交易的自由度。而其中的“活力因子”，是勞動力資源流、資金流和物流。人們普遍地對資金流采取來者不拒的態度，對物流和勞動力資源流卻往往欲迎又拒。在物流方面，是通常采用保護本地產品等“地方保護”手段，而在對待勞動力資源上，則往往采取“經濟上吸納，社會上排斥”的態度，妨礙人們的自由流動。最明顯的是戶籍制度，城市與城市、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戶籍轉換有時竟難于上青天；此外還有公務員錄取中的地方封鎖制度，各國立名牌大學招生中的“近水樓臺先得月”等等。
在物流方面，亦即在經濟領域，國家會出臺《反壟斷法》，會有各部門的聯合清理行動。可是在社會領域，在更高、更重要的人的自由流動及平等權利領域，卻沒有相應的部委站出來“聯合清理”，這是與時代的發展要求不相稱的。
勞動力資源的自由流動受到不合理的限制，比物流方面的地區封鎖對經濟和社會的危害更大，不僅危及經濟和社會發展，而且危及人的權利實現。因此，國家應該在這方面給予更多的關注和重視，不僅要靠地方的自我松綁，更要靠權力自上而下的監督制約，以及通過法律法規，實現公民權利對各種“地區封鎖”的有效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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