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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商務部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馬宇
郵箱：mayu1994＠vip.sina.com
利用外資，因為其獨特的經濟作用及其關聯效應和象征意義，而有了異乎尋常的并且不可替代的轉軌經濟的標本價值。1990年代初，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掀起了新一輪對外開放
和利用外資高潮。1992年后每年批準設立的外資企業就達到了數萬家。這種情況自然引起了一些人的“國體之憂”，隨著宏觀調控的開始，1995年前后，國內對于吸收外商投資問題展開了大規模的激烈爭論，企業界、學術界、媒體、百姓以及政府部門都廣泛介入。此時，利用外資的“度”的問題被正式提出。
遺憾的是，這些爭論至今為止也沒有拿出一個“合理規模”，更沒有出現站得住腳的科學論證。而我國吸收外商投資的規模，卻從1994年的338億美元增加到了2003年的535億美元，外商投資存量也從1995年前的973億美元增加到了2004年8月底的5450億美元，增長了4.6倍。除了那些不能量化分析的指標，外資“度”論者質疑的壓抑民族產業發展等等結論并沒有得到實踐的證明，反而被實踐所否定。但那次討論，卻直接影響到了我國利用外資政策的制定和對外開放戰略的實施，吸收外資沒能取得更好發展(實際上有幾年急劇下滑，1993年合同外商投資金額1114億美元，1999年降到了412億美元，2000年后才止跌回升)。這一狀況一直持續到1997年底、1998年初的國務院外資工作會議對利用外資給以明確肯定，爭論才得以暫時平息。
不知道是實踐不等于學術，還是學術太脫離于實踐，我國吸收外商投資“度”的爭論，在今年被再度提起。雖然其規模、影響與1995年前后那次遠不可同日而語，但畢竟也掀起了一些波瀾。某些看似有理的觀點和論據，對吸收外資的認識以及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具體操作仍有負面影響，筆者作為一名外資研究人員，依然覺得這個問題有再論的必要。
筆者對于利用外資規模的基本觀點一向是：沒有所謂的“度”——只要是符合中國法律法規的外商投資，越多越好。筆者甚至把部分不符合產業政策的因素都排除在外，理由是我們的產業政策存在修訂滯后和限制過嚴的問題，有時并不符合我們市場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需要，本身就不合理。何況在經濟轉軌時期，實踐突破不合理政策的情況并不少見。在如今我國市場經濟已有了相當發展情況下，政府如何對外商投資這樣一個市場化要素進行完全的數量控制？因此在論述外資“度”這個問題時，不能忽略我國現時的國情。
其一，我國是發展中大國，經濟增長速度快，市場空間潛力大，并且中國人(企業)具有不可限量的創造力，這就使衡量外資“度”的變量多而且不確定性大。外資的多少、利用得好壞，主要不在于控制不控制，而在于我們自身做得怎么樣。如果我們把自己的企業束縛死了(如以前那樣僵化的企業機制和政府管理)，即使外資不進入，我們的企業也沒有競爭力；而如果我們的企業改革到了位，與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就沒有害怕的理由，不用說在我們自己的國土上，就是在國際市場上，中國企業的競爭力也是有目共睹。
其二，我國是轉軌經濟，經濟發展質量、有關要素發揮效益的高低，根本上說來取決于轉軌的速度和程度，市場經濟制度建設越快，則經濟發展質量越高、效益越好。而外資恰恰對于我國經濟的轉軌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筆者一直認為，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甚至更寬泛的領域所發揮的最重要作用，就是“制度供給”。而外資在這方面的作用，不單表現在微觀(如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更表現在宏觀(如促進政府職能轉變和市場經濟法律政策體系建設)；不單表現在經濟方面，也表現在社會、文化等方面，如觀念更新等。外資進入越多，則對轉軌的推動越大，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越快，我國政府駕馭市場經濟的能力提高越快，利用外資的能力也就越強，外資的正面效應發揮也就更好。這從我國20多年利用外資進程和區域經濟發展中已有了極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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