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對于中國匯率問題的討論又開始升溫，處于總統競選階段的美國，總統候選人為了贏得選票開始就人民幣問題向中國施壓，而歐盟和日本則因為自己國家的經濟問題也想借中國人民幣匯率問題轉嫁責任。在當前石油價格一次次創出新高之時，中國CPI超過5％已經有通貨膨脹之憂，而房地產泡沫越吹越大，中國要不要追隨美國加息，更重要的是中國要不要調高人民幣匯率，在眼下這個關鍵時期成為了最熱鬧的話題。畢業于密歇根大學經濟系的張欣博士長期以來關注中國經濟的轉軌，并對匯率和最佳通貨膨脹率有深入 的研究，在此關鍵的時期，我們就當前加息和人民幣升值問題對他進行了采訪。作為一個研究者，作為一個關心中國經濟發展和全民福利的華人經濟學家，他的觀點可能跟一般人不一樣，但他的結論都是出于嚴謹的思考。

    《證券市場周刊》（下稱《周刊》）：現在討論最熱鬧的是加息的問題。大部分人認為應該加息，但也有觀點認為不是要加息而是要減息，因為前一段的行政調控手段造成經濟過冷，經濟可能會緊縮。你的觀點是怎么樣的？

    張欣： 我覺得加息是要考慮的，但是說起來，里面有很多變量。我還是從故事的源頭講起。我們現在為什么要加息呢？是因為有通貨膨脹，這使得實際利率是負的，大家就更加不愿存錢而想把它用出去。那么通貨膨脹就要不斷加速。通脹的時候要維持正利率，就要加息，這樣就可以讓錢退出流通領域，儲存在銀行里面，就可以造成總需求的減低，之后通脹的壓力就會減少。

    為什么會造成這次通脹呢？我覺得很多人沒有講到關鍵。實際上，萬惡之源就在于人民幣匯率嚴重偏離其均衡價值。由于人民幣低估，引起熱錢涌進中國，去年外匯儲備增加了1000億美元。中央銀行要把等值的8000億人民幣拋出去。央行可以對沖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變成了新增加的基礎貨幣。通過乘數效應，就算乘以2吧。貨幣供應就增加了1萬多億人民幣。現在利率又這么低，加上中國股票信用危機，這么多熱錢要找出路，就自然涌入房地產，就引導整個房價漲起來了。

    現在一種說法是歸咎于溫州人寧波人炒房。他們有這么大的力量嗎？一個炒房團，算他能動員10億元好了，能把上海的房價炒上去？為什么他們過去不炒？除了市場，沒有任何個人能有這么大的能耐能組織這樣的炒房團。

    浙江沿海包括長江三角洲，很多企業過去出口的時候要套美元，把外匯存在外面，現在一看人民幣可能要升值，就用很多合法非法的辦法，將錢挪進來換成人民幣，然后就投入房地產。這樣就把那兒的地價房價全炒起來，結果弄得寧海這樣的小地方一畝地也要400萬人民幣，比當時上海近郊還貴。然后看杭州、上海都不貴，就去買，房子一路熱起來。然后和房子相關的原材料水泥、鋼鐵、煤等都會漲上去，同時運輸的價格也要漲上去。歸根結底是匯率不對。你偏離市場，偏離一時是可以的，長期就不行了。暫時離開均衡值可以，長期離開均衡值，市場會用各種渠道把它恢復過來。人民幣不升值，中國就會出現通貨膨脹，這就相當于人民幣的貶值，總是要通過某一種渠道來使市場恢復均衡。

    《周刊》： 人民幣匯率不調整的情況下，加息有多大的作用？

    張欣：如 果加息，暫時可以把國內市場的貨幣吸收過去。但在國際市場上會存在問題，看到人民幣可能要升值，同時又覺得人民幣現在的利率高了，就會用更多的辦法把人民幣送進來。現在國內采取了相應的制度，如果從海外寄錢過來，不能馬上換成人民幣，有一個額度，除非你馬上買一個房子，把買房子的證件拿出來。不然就有一個每次1萬美元的額度。通過這種方式一步步去堵，問題非常大。如果人民幣調整一下，情況就會發生很大變化。具體怎么調當然又是一個問題。我也可以理解中央為什么遲遲不敢動，因為這里面牽涉千絲萬縷的其他后果。不過我覺得不調問題更大，比如說調高人民幣匯率，通貨膨脹的壓力就會減少。因為企業進口的原材料就相對便宜。如果要調整人民幣匯率，我建議是人民幣一下子調到位。現在國內有些人說把人民幣放開調整的區間，這不行。一下子調到位比較好，而且調到之后要守住，否則熱錢還會進來。中國進口現在是逆差，就是因為熱錢進來，再加上通貨膨脹，又加上國內企業發展對原材料有大量的需求所導致的。從去年開始的宏觀經濟過熱，實際上的根源是人民幣匯率問題。

    至于你提到的加息問題，我是這么看的，光加息不調匯率還是不能解決問題。加息對國內宏觀調控會產生積極作用，但對外部市場會造成更大的麻煩，因為加息以后人民幣會更有吸引力。如果匯率對，加息是非常有效的，可以把貨幣回收并抑制過度的需求。這是經濟學上的一個基本原理，你的真實利率也就是名義利率減去通貨膨脹率，應該保持正的。現在的實際利率為負，這時大家就覺得存款不劃算，不如買房子保值。現在的CPI是5%，要把利率調到5%以上才能保持正的利率，那么這個利率就比美元的利率高很多。那就會引起更多的熱錢繼續進來，所以現在的萬惡之源就是匯率不對。

    《周刊》： 國外資金進入中國的正規渠道比較少，除了外商直接投資和貿易外，只有QFII，但QFII也出現了一個問題。前一段時間QFII那些機構額度比如批了4個億額度，可只用了2個億，其他都存在銀行里面，對這種行為，外管局很不高興。

    張欣： 雖然中國資本賬戶的資金出入不是自由的，國外資金進入中國還是有很多正規和非正規的渠道。海外華人還可以直接寄錢進來。對于這些熱錢的涌入，政府現在采用的一個辦法就是行政手段，如規定每次一萬美元的額度。

    《周刊》： 你認同使用行政手段嗎？

    張欣： 行政手段肯定不是一個經濟上合理的辦法，政府可以把這些東西一個個管制起來，但是市場有對策。政府可以不采用經濟方法，但是市場的力量強，你沒有辦法向市場挑戰，只能因勢利導。

    《周刊》： 這些熱錢為什么不去投資股票呢？

    張欣： 現在進來的熱錢不去炒股，因為海外機構知道中國的證券市場和上市企業不規范。華爾街對中國公司的評估很多是負面的，我看到一個講法，就是按照西方的會計制度，中國上市公司可以說是沒有一個真正賺錢的。所以中國今年幾個公司的IPO全部失敗。最有意思的是做芯片的中芯國際，本來華爾街都很看好它，因為覺得它比較規范。但因為財務問題，結果上市不成功。中國企業在IPO不成功的原因，主要是它們的報告可信度低，監管也達不到國際標準。現在中國貨幣被低估，有這么好的機會，按道理說，會有熱錢去買中國股票的，但是實際情況不是這樣，熱錢進來都去炒房地產，因為這些投資者覺得房地產保險，而中國股票不保險。這就是中國股市沒有炒上去的原因。而在泰國和印尼金融危機前，都是證券市場先被炒起來。當然，熱錢中有一部分是買有穩定收益的中國政府債券，還有部分熱錢是存在中國的銀行里。

    《周刊》： 前幾天，周小川會見G-7國家財長時說人民幣匯率要引入市場機制，似乎是要放開匯率，但沒有給定時間。

    張欣： 中國的金融體制脆弱，人民幣采取完全的彈性匯率機制沒有條件，等于自殺。但是人民幣匯率又必須向市場均衡價值調整。應該一次性調整到位，然后守住。這樣做的好處是防止預期的形成和更多資金的流入，避免預期造成的強化周期波動。

    《周刊》： 中國不調匯率主要就是怕影響出口，因為出口是GDP增長的很大部分，還有考慮到就業問題。

    張欣： 中國調整匯率并不一定惡化中國的貿易收入。很可能是中國按美元計算的外匯順差會增加。為什么呢？這種事情發生過，比如日本，日元從360元兌1美元漲到最高的80∶1，日本對美國按美元計算的出口順差反而增加了。這是因為，在匯率調整開始的時候，外國進口商不可能一下子不進口中國的貨物而去進口其他國家的貨物，這需要一段轉換的時間，而且中國商品可能比墨西哥便宜50%，即使調高30%還是便宜。因為進口商要考慮穩定的供應、風險等因素，進口的量可能就少了。但如果數量減少10%，而人民幣升值15%，實際上是進口國以更多的美元買少量的人民幣貨物。所以我們收的美元更多。同時，進口的原材料更便宜了。這里面是一個需求價格彈性的問題。如果彈性小于1，人民幣升值1%，對中國購買產品的減少小于1。

    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最有諷刺意義的是，人民幣升值對中國其實是利大于弊，對美國是弊大于利。但是兩個國家的流行看法卻是倒過來的。美國人要中國升值，中國要不升。對美國，一個是需求彈性的問題，一個是金融上的問題。美國今年是創紀錄的4000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這么大的財政赤字為什么不通貨膨脹。很大的原因就是靠日本和中國來支撐。中國買1000億美元國債，日本買1000億美元國債，一下就把一半的財政赤字買過去了。如果人民幣升值，美元就貶了。中國用少量的人民幣去買它的國債，然后會造成美元的拋售，這會讓美國發行國債的成本更高，利率和物價上升的壓力更大，問題就大了。因為現在美國正在經濟恢復時期，通貨膨脹的壓力也大。美國財政部長肯定明白，人民幣升值對美國進出口貿易、金融有很多負面作用，但是他們要做給選民看。

    《周刊》： 回顧中國25年來的發展，大多數都是成績，但從銀行的呆壞賬來看，有一種說法，就是中國25年的發展留下了一大堆的呆壞賬。

    張欣： 很多東亞國家泡沫經濟一旦破滅，呆壞賬都很多。在經濟泡沫的時候，大家都要投機，只是看哪一個人最后接盤，他就倒霉了。現在我們的經濟開始有泡沫了，一旦泡沫去掉，呆壞賬肯定要增加。所以不能讓泡沫增加太猛。新加坡這方面就做得很好。一旦有泡沫，就采用各種手段把房價壓下來，比如一段時間之后才能出售、增加購房現金的數量等，這都是有效防止房地產泡沫的方法。

    再回到上面講的人民幣匯率對出口的影響問題。人民幣匯率上漲會影響勞動密集型企業的出口。我剛才講的就是，雖然收入的美元多了，但出口的數量減少了。出口數量減少會造成就業的壓力。但我想這個減少是有限的。中國商品的價格比那些僅次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還要低很多。所以不用怕升值會嚴重影響中國產品的競爭力。但問題是東西貴了，海外消費者買得少，出口就少，出口企業就裁員。這對中國現在已經比較嚴重的就業形勢來講，是一種負面的影響，但我認為減少并不會很大。

    《周刊》： 這里面還有一個顧慮，就是因為國內經濟要保持一定的發展才能解決就業問題、不良貸款率的問題。但是經濟發展的動力要靠外需，而中國的內需一直沒有調動起來。

    張欣： 內需的問題可以這樣看。從1997年到2000年，我們覺得內需不夠，大量的存貨賣不出去，出現明顯的通貨緊縮現象，同時存款大量增加，大家有錢不用。如果這些東西都存在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這一定是內需不足。這時候只要有一點點通貨膨脹就會解決這個問題。中國內需不足跟中國文化有關，也跟中國的社會保險有關。另外，經濟發展太快的話，消費調整有一個滯后效應。但是，去年開始情況就變化了，變成經濟過熱。

    《周刊》： 中年一代的消費水平也沒有升級，可能還停留在原來那個年代。新一代升級快，消費力量比較強。現在最關鍵的是農村人口，他們可能買不起彩電但有需求。

    張欣： 農村的人口占60%多，其中80%的確水平是很低的。但是不要以為他們有多余的錢就會去用。因為他們要考慮很多更不穩定的因素，所以要省。如果解決了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免除其后顧之憂，消費就會增加。中國是一種二元經濟模型，農村是無限制勞動力供應，要解決農村貧困的問題，辦法就是加快吸收剩余勞動力，加速城市化，把大部分人轉換成城市居民。但這至少需要10年或更長的時間。

    我們知道隨著經濟的發展，有兩個結構的調整，一個是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一個是就業結構的調整，服務行業的人會越來越多。中國在服務業的就業滯后。譬如，中國勞力在服務業的就業百分率比印度要少10%，但印度經濟按GDP看比我們落后不少。如此計算，中國的服務業至少還可以增加8％-10%，那樣就可以吸收5000萬多余的勞動力。印度現在把大量美國的辦公室服務吸收過去了。中國也應該重視發展服務業的出口。中國人的英文不像印度人那么好，在這方面競爭能力要差一些，但中國還是可以做一些軟件和會計方面的事情。

    《周刊》： 你做過最佳通脹率的研究。對于中國目前的狀況，還是你當時那個結論嗎？就是中國的最佳通脹率是在4%。

    張欣： 我當時是根據中國歷史數據，計算出通脹與增長的關系。然后對中國經濟學家作偏好調查，得出的結論是最佳組合是通脹率為 3.86% ，相應的增長率為 8.7%. 如果中國的通脹率穩定在 4% 也就算了，但是目前似乎有上升的趨勢，這要引起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