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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忠菲
編者按：
11月4日上午，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舉行“美國大選與中美關系”研討會，所內十多位專家，對布什連任后的美國國內政策、外交政策及對中美關系產生的影響發表了看法。與會
專家認為，中美關系不會因為此次選舉受到很大影響，美國對華政策將以延續性為主；下一屆任期內，布什在國內政策上的主要挑戰包括：通過龐大的減稅計劃、財政赤字問題、能源問題等；在外交政策方面，反恐、伊拉克戰爭等仍然是重中之重。
筆者以為，在中國預計成為一個開放經濟體的前提下，布什政府二期中美經貿關系的整體態勢為：全球和地區加強多邊合作，雙邊摩擦增多但不會出現激烈沖突。而中國的貿易目標，也將進一步實現進出口的基本平衡，增強內需調整，而不是單純追求長期、過大的貿易順差
這次美國總統大選，是在反恐形勢嚴峻、世界經濟不確定因素增加、美國選民更加關注安全議題的情況下進行的。對布什政府二期美國的對外經貿政策和中美經貿關系、對美國與中國大陸和中國臺灣之間的經貿關系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從選戰辯論
看外貿政策特征
從選前有關經濟政策的辯論看，政策差異主要是共和黨主張擴大國防預算開支，民主黨主張政府采取更積極的行動推動社會福利事業，控制企業的活動。在減稅、社會福利政策等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主張。
不過應該看到，這次大選中兩黨經濟政策趨同的一面比過去突出，這意味著美國對內、對外經濟政策將以連續性為主。如在貨幣政策、能源政策、外貿政策方面，兩人都承諾到2009年將聯邦財政赤字削減一半；除石油戰略儲備的分析外，基本上兩人都支持積極的能源政策；兩人都主張赤字政策，從而擴大消費需求，以及擴大在教育、醫療保險和農民補貼上的支出。尤其在外貿政策上，就加速區域一體化，推進北美自由貿易區問題，兩黨更是達到高度的一致。
以此為觀察點，其連續性主要是：其一、美國經濟雖然開始復蘇，但美國透支經濟所形成的產品缺口和資金缺口，以及由此所產生的美國經濟的對外依賴性，依然是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的主要特征。其二、美國經貿政策將繼續為推進全球化服務，為美國對外政策服務。這一方面是指，技術創新帶來的重大變革，使美國減少了經濟增長對原材料和勞動力的依賴，美國與其他國家貿易的發展，仍將繼續成為美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另一方面是指，貿易進口在美國經濟中的比重將繼續上升。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進口占GDP的比重為9％左右。90年代上升到11％，近幾年達到12％。其中一個主要原因，與全球化生產條件下美國企業加快外移這一結構性變化有關。
因此，其他國家通過與美國的經貿往來對美國經濟發展所作出的貢獻，在政策評估上不會受選舉結果的影響而遭到抹殺，中美經濟關系在這一點上也是如此，這是分析大選后美對華貿易政策發展趨勢時的基本前提。
中美貿易
不平衡仍是焦點
影響中美經貿關系的，主要是貿易逆差問題和人民幣升值問題。逆差問題在最近成為雙邊關系焦點的直接原因是美國國內政治、總統大選和國會大選。兩黨候選人在與此相關的就業問題上都對中國擺出了強硬姿態。由于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實際上是整個東亞地區對美國的貿易逆差，只是由于東亞各國對中國實行了產業梯度轉移，使原來東亞各國對美貿易逆差都轉移到中國。這種在東亞地區和美國產業互補性基礎上產生的，由東亞經濟結構改組延伸所產生的中美貿易逆差短時期內是不可能消失的，因此貿易不平衡問題仍然是下屆政府期間雙邊關系的焦點。
從數據看，根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截至今年7月，美國對華貿易赤字總額為834億美元，比2003年同期的653億美元明顯上升。2003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赤字為1241億美元，占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4894億美元的25％左右。今年估計對中國的貿易赤字可能達到1300億美元。中方的統計與美國有差異，大約占美國對外貿易赤字總額的20％左右，近年來這一比例基本維持不變。
在大選與美國和中國臺灣的貿易關系上，應該說影響不大。這是因為臺灣對美的出口和進口，實際上已經是東亞經濟結構改組的一部分，尤其是對美出口很大程度上延伸到中國大陸對美出口中。從國際收支數據看，根據中國的統計，2002年中美貿易順差為421億美元,同期中國對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和東盟國家的貿易逆差為573億美元。
近十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總的趨勢是，中外貿易順差增長不大，但中美貿易順差增長迅速。逆差問題確實嚴重。但中美雙方經過多年的磨合，應該說都意識到中美貿易的不平衡是結構性的問題，非一朝一夕所能解決。考慮到布什競選中對注重國內經濟的承諾、對失業問題的表態，以及2005年后世界紡織品真正進入配額時代和其他相關的高度勞動密集型行業的外移，不僅將對美國國內，還將對南美和美國北美自由貿易區的伙伴墨西哥產生影響，從這些因素考慮，中美雙邊貿易的沖突朝不斷增多的方向發展，可能是一種長期的趨勢。
中美貿易
不平衡問題的背后
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并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其中摻雜著深層的政治因素。比如美國政府由于信仰問題在中國的市場經濟國家地位上遲遲不肯調整政策，并且在經濟技術領域設立了諸多限制，結果是阻礙了中國最需求的高技術機電產品，同時也是美國最有競爭力的產品如數控機床、計算機、核電站等高附加值產品的對華出口。
布什政府時期，中美貿易額不斷創出歷史新高，但是雙邊經貿領域的深層合作難以取得實質性突破。在這種背景下，布什連任下屆總統，其未來面臨的最大困難和挑戰依然是如何應對上述全球化條件下東亞經濟結構發生的變化，以及由這種結構改變的延伸而出現的中美經貿關系發展的不平衡，以及更深層次的中國經濟的發展和中國成為地區經濟大國的現實。由于布什二期對外政策依然是共和黨施政重點，美國新保守主義主要的對外戰略仍然將遏制中國，加上布什施政綱領主張擴大國防預算開支，美國與中國的戰略沖突，就會影響到美國是否準備與中國和平相處。這種情況下，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將在與中國進行新的技術經貿合作方面施加政治標準，從而妨礙中美經貿方面深層次關系的發展。盡管中美仍然可以在WTO的多邊經濟體系中，將繼續保持合作為主的競爭性關系。
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以及相關的匯率問題上，競選中，克里從政治角度出發，曾多次嚴厲批評布什的對華貿易政策，表示“中國人民幣匯率盯住美元的政策是非法的”。中國認為，中國從1994年開始實行以市場供應為基礎的，單一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不能說中國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中美貿易不平衡主要是結構性、轉移性和互補性的。此外，中國政府也采取了相應的措施。今年9月初，中國政府在亞太經合會議財長會議上承諾將取消人民幣與美元掛鉤，加大金融改革的步伐。最近又宣布通過加息的市場手段而不是行政命令來解決中國經濟過熱的問題。中國在探索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方面所作的努力，將起到既不擾亂中國經濟，也不影響周邊國家的全球經濟的穩定。考慮到今年以來中美雙方在推動WTO新一輪談判中開展的雙方均感滿意的合作，以及近來中美兩國經貿部門高層領導人的溝通和接觸，可以預計，共和黨政府在人民幣升值問題上會更多地注重與中國政府合作，分階段地而不是要求一攬子地解決雙方存在的沖突。
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的中美經貿關系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瓶頸是困擾雙方10多年的“最惠國待遇”問題。第二階段的瓶頸是1999年開始的中國加入WTO問題。過了這兩道大門檻后，應該說中美經貿關系基本上將不斷朝前發展的大方向已定。今年，中美經貿總額，已經從1979年的25億美元，發展到今天的1000多億美元。這是一個從數學級數發展為幾何級數的巨大變化，出現沖突和矛盾完全是正常的。我認為，在中國預計成為一個開放經濟體的前提下，布什政府二期中美經貿關系的整體態勢為：全球和地區加強多邊合作，雙邊摩擦增多但不會出現激烈沖突。而中國的貿易目標，也將進一步向實現進出口的基本平衡，增強內需調整，而不是單純追求長期、過大的貿易順差。
（作者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兩岸四地中心副主任）
《國際金融報》 (2004年11月05日 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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