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要發展非國有經濟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積極推動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使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這是在新形勢下對公有制的重新詮釋，不僅解答了公有制如何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重大理論難題，也成為我國國有企業改革實踐的操作指南。

    股份制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意味著在肯定了傳統獨資國有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實現形式之外，國有、集體和民營等各經濟成分相結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也成為公有制的實現形式之一，并且成為了主要實現形式。國有企業要進行股份制改造，實現產權主體的多元化目標，意味著必然要引入各種形式的非國有資本。而在改制后的企業中，即使是國有經濟同非國有經濟的混合形式也將是多樣化的，“需要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應區別不同情況實行絕對控股或相對控股”。而不需要國有資本控股的企業，則可以選擇參股或者全部退出。

    只要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就必然產生除國有資本外的非國有資本也成為產權主體的結果。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既然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那么以股份制為主要實現形式的產權改革必然要求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以及其他非公有資本相混合的所有制形式。因此，在發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的同時，非國有經濟得到快速發展勢為必然。

    準確定義民營經濟有利于國企改革成功

    時至今日，我們對于“民營”一詞的界定還不是很清晰，有時甚至刻意淡化、模糊這一概念。而當前關于國有企業改革、民營經濟發展的爭論，有相當一部分原因是源于對民營化、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等概念本身的混淆。最初，民營一詞是相對于國營而言的，與此相對應的是關于國有國營和國有民營的討論，隨著國有企業產權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國退民進戰略性調整的推進，民營化進程似乎就等同于私有化進程。在這里，民營一詞已經從原來的經營權范疇上升到了所有權范疇。似乎是這樣，民營化就意味著私有化，民營經濟就是私有經濟，國退民進就成了國有經濟退出、私有經濟進入，以民營化為導向的國有企業產權改革也就順理成章地被理解為國有企業的私有化進程。果真如此，則將是對民營化和民營經濟的莫大誤解。我認為在當前，民營經濟其實是一個較之私有經濟更為廣義的概念，它除了包括私有經濟之外，還應該包括集體經濟，尤其是還應包括民營經濟中的股份制經濟，這才是對民營經濟較為準確的理解。我將集體經濟歸于民營經濟范疇是基于我國經濟發展的客觀現實做出的判斷。一個常識性的事實是，集體經濟的資產是不進行國有資產登記的！因此，我們在承認集體所有制屬于公有制范疇的同時，也應該承認集體經濟有別于國有經濟的現實。集體經濟作為公有制的一種形式不可否認地也存在著產權不明晰的弊端，但這并不妨礙其成為民營經濟的現實。

    現實中，民營經濟往往被視為國有經濟的對立面，從而也就有了“國退民進”的提法。由此可見，民營經濟基本等同但不完全等同于非國有經濟。嚴格地說，非國有經濟的概念范疇更為準確，其除了包括集體經濟、私有經濟和股份制經濟外，還應該包括外商投資經濟成分等。一方面，從國有經濟的對立面而言，非國有經濟較之民營經濟的表述更為準確；另一方面，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爭論，用非國有化而不是用民營化來描述我國國有企業的改革進程，更有利于澄清一些由于概念混淆而產生的問題。

    澄清這些概念，準確理解民營經濟，將國有企業改革理解為非國有化進程，這些都有著重要的實現意義。從改革初始，私有化為最終目標的產權改革就不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惟一出路。事實上，不能將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簡單理解為只是進行產權改革。盡管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更多地是側重于產權改革，但不可否認地是，通過不斷打破國有資本的天然壟斷，發展民營經濟，尤其是通過加入WTO等一系列政策舉措，各企業主體的內外部競爭環境也在逐步改善，商品市場、資本市場以及其他要素市場的充分競爭格局正在逐漸形成。因此，可以認為我國的國有企業改革是逐步在走向市場化，這種改革進程并沒有局限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中，而是在不斷的改革和實踐，在避免了俄羅斯式改革弊端的同時，探索出了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國有企業改革道路。可以說，我國國企改革進程自始至終并沒有過多糾纏于國有資產的所有權歸屬問題，改革的推進實質上是通過不斷發展并引入非國有資本，通過國有資本和非國有資本之間的相互合作與競爭而逐步實現的。因此，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是國有企業改革成功的關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過程本身就為國有企業改革創造了良好的外部條件。在更深層次上，正如樊綱先生所言：中國現在遵循的漸進改革形式，就是先不改革舊體制，在保持舊體制的同時積極發展新體制，新體制的產生和發展又促進了舊體制的改革。因此，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及其對GDP的貢獻程度的逐步提高，必然會提高整體國民經濟發展水平，緩解國有企業改革壓力，并降低國有企業的改革成本。

    事實正是如此。這里，我們可以考察幾個關鍵的指標：1992年至2003年，非國有經濟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53.6%提高到67.7%；非國有經濟固定資產投資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比重由32.0%提高到63.0%。

    年度   非國有經濟占GDP比重（％）   非國有經濟占全社會固定資產比重（％）
    1992                        53.6                                   32.0
    2000                        59.8                                   49.9
    2001                        62.3                                   52.7
    2002                        62.3                                   56.6
    2003                        67.7                                   63.0

    在非國有經濟飛速發展的背后，一個不能忽視的客觀事實是：長期以來，相對于國有經濟而言，非國有經濟一直享受的是差別國民待遇，由于政策壁壘等原因，其所能支配的資源遠不及國有經濟。而隨著改革的深入，非國有經濟也將享受同國有經濟一樣的國民待遇。因此可以預計地是：非國有經濟的發展態勢必將持續下去，并進一步加速發展，非國有經濟的相對比重還會繼續得到提高。張卓元曾表示：國有資本應進一步向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即使國有經濟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從目前的30％左右逐步降到20％左右，依然能主導國民經濟的發展。

    如何看待并解決非國有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整體上漸進式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伴隨著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和國有企業改革，相應地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民營企業的“原罪”問題、國有企業改制過程的國有資產的流失問題等等，可以說是現有國有企業改革中某些深層矛盾的具體表現。這些問題的產生源于我國市場經濟的制度性缺陷。正是由于某些規則的嚴重缺失，比如一個有效獎懲機制的缺失，會使一些優秀企業、企業家沒有一個良好的企業經營預期，長此以往，國有企業管理團隊中必然會出現“劣幣驅良幣”的現象，最終的結果就是出現大量的國有資產惡意流失，掏空搞垮國有企業的現象；優秀的管理人、企業家逐漸退出國有企業改革進程，這顯然違背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初衷。

    錢穎一曾說過：現代市場經濟的制度基礎是法制。這不僅對發達經濟如此，對經濟轉軌中的中國也是如此，法制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超過任何其他事物，因為產權保護、交易規則、合同執行以及不腐敗的司法對經濟有更直接的影響。

    我們當然不能從只局限在觀察某個時點來討論問題，而應該將視野放寬到整個非國有經濟發展的全過程。我國的民營經濟發展從一開始就注定不是俄羅斯式的財富瓜分過程，而是一個財富的再創造、再增值過程，相當多的管理者和員工在企業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做出了他們的歷史貢獻，而這些貢獻在利益分配過程中又是很難被量化的，尤其是在國有企業改制中，在管理者薪酬體系不健全的情況下，如何評價一個優秀企業家和職業經理人的貢獻，這恐怕是用再先進的財務學理論也解釋不了的。

    從更廣泛的意義上，重新認識和討論國有企業的改革模式的合理性，可以促使我們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對具體方案和細節的完善上，這對進一步深化國企改革有著深遠意義。首要地，是應該加快制度建設。通過制度和法律的約束，規范國有企業改革中相關利益主體在價值創造和利益分配中的責任和義務，比如對國有企業職業經理人制度、管理層收購進行完善和規范等等。

    通過建立量化、合理的評價和考核體系，盡量量化國有企業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一些潛規則，明確游戲規則，減少模糊地帶和灰色區域，增加國有企業改革全過程的透明性和公開性。

    另外，在深化國有企業產權改革同時，需要強化競爭作用，尤其是在企業改制和內部交易過程中，通過公開、透明的競爭機制設計，消除內幕交易和價格操縱現象。對于國有產權轉讓的受讓方，不論外資、民營資本還是企業內部人資本，應該一視同仁。

    同時，對企業內部人資本參與國企改革應持鼓勵態度，在規范國企改革相關利益主體的責任和義務的基礎上，避免改革過程中的中小股東、企業員工的利益被侵占，從而在整體上實現國企改革的帕累托改進。以此為基礎，應該堅決地繼續推進現有國企改革進程。不僅政府應該退出市場，而且在某些競爭激烈的領域中，國有經濟更應該堅決地退出市場，只有這樣，才能充分保證國有經濟在非競爭領域的絕對控制和效率提高———這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加重要。